法制史课堂思考题沉思1.docVIP

秦亡与法家是否有关？ 首先，按照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而言，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而普遍发展的。在秦国的由弱变强，从而一统六国的过程中，法家确实给秦国的强盛奠定了理论、制度、思想基础（此处是秦国强盛和法家的关系）；在秦国一统六国之后，秦帝国由强转弱，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最少从表面上看，秦的统治者仍然是沿用“法家”的这一套理论和制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亡和法家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但是： 一，法家的这一套理论、制度和思想只是一种工具，工具的使用方法完全是因人而异的，就像用玻璃杀人，难道我们就说玻璃是坏的？从工具论的角度看，如果把法家的这一整套思想与制度当做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工具，我们并不能因为统治者没做好，导致王朝分崩离析了，就说是这个工具导致的，这在逻辑上有些瑕疵（例如一个人用刀子成功的杀了人，就说要是这刀子不是刀子，是一个棉棍就好了，这样就没有锋利的刀锋，就不会杀死人了，这在我看来是存在逻辑问题的，因为杀人手段有千千万，主要看主观是不是想杀人，而不是看用的是不是刀子。对比言之，秦朝统治者在统一六国之后，仍然持有想继续严刑峻法，压迫征服人民的主观意愿，而后才有继续适用法家思想、制度的这一工具的客观体现，原因和结果的先后顺序是这样的，因此应归罪于统治者）。毕竟，工具本身如何使用，怎样使用，使用到什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的意志。 二，进一步说，工具本身有时候会有推动作用，而有时候会有阻碍作用。类比马克思所说的先进的生产方式会发展生产力，而落后的生产方式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可能生产方式是同一种，在前一阶段而言，它是先进的，因此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它又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里的法家在秦王朝中所起的效果类似于此道理（仅仅是效果上的类比，而非因果关系上的）。法家的理论在秦国弱小的时候对秦的强盛有助力，因此此时运用法家的理论，使秦国一统六国。而当秦一统六国之后，法家的理论已经不能够适应此时的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以及统治者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事实证明）。因此，此时秦朝统治者仍然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压迫人民，该有其十来年就灭亡，这是统治者的治国方针、治国思想和国家施政的错误，并不应当归罪于法家本身。秦统治者在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之后应当转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而现实是统治者却一条路走到黑，不懂得变通，不懂的顺应民心民意，最终招致秦亡。 三，秦朝从弱小走向强盛直至一统六国的过程中，用的是否是正统“法家”我并不评价。仅就统一六国后，秦统治者的暴政这一角度来看，这并不符合正统的法家思想。从韩非的理论看来，他是既反对仁政也反对暴政的。《韩非子》中有文曰：“存国者，非仁义也。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第五，又比如“教育家”这一称呼。个人认为只是一种树立典范需要和孔子本人实际具有的一些品质相契合，因此冠名到他的身上。具体而言，说到教育，我们就联想到一些优秀品质，譬如睿智、有学识、宽厚，孔子符合这点；还会联想到“真”“善”“美”的一些类似东西，孔子提倡的“仁”，试想这里如果塑立一个主张“性本恶”的思想家，虽然也不是说就不可以，但是结合中国人的文化、道德、传统，其认同感就明显没有孔子强；再比如教师一般都代表着“启蒙”，而结合孔子所处的时代，和后世封建王朝在法律思想上的发展、演化，孔子的理论学说基本称得上承前启后，既脱胎于纷乱征战的礼崩乐坏的年代，又对之后封建朝代几千年的法律思想乃至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历史上综合观之，“教育家”这一称号就落到孔子头上 能够称为“仁”的人。一类是政治上有较大的建树，能够实惠于百姓的人，管仲、子产；二是道德高尚者。 关于这个说法，我的观点看法是，其实能称为“仁”的人，按照上述两类人的表述，就是对社会有一定大贡献的人。第一类，实惠于百姓，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整个社会有大的物质贡献的人；第二类，道德高尚者，就是那些于社会有大的精神贡献的人，能够从精神的正面方向来影响百姓、朝代、社会、全人类的这种人。比如课件中说的，管仲虽无礼至极，但孔子却称其为“仁”就是因为某种意义上，无礼属于个人小众，很大程度上限于自身（自身行为是否符合礼制的客观要求和规范），不知礼，不懂礼，逾越践踏礼制，而管仲的“仁”确实施及其治下的整个社会及其百姓（此处的“无礼”我理解最少语境局限于己身，而“仁”却是广范围物质实体影响）。再比如道德高尚者，就像孔子本人，虽并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