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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年，远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先后抛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以及《破恶声论》（1908）等文章，一举确立了“立人”思想，并明确给出其“道术”：“尊个性而张精神”[1]（90），也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82）笔者以为，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立人”思想构成了鲁迅一生思想的基点和支柱，无论是其“五四”时期重新确立启蒙思想，还是1930年代接受阶级论思想，都是“立人”思想的不断修正、完善与实践，而不是一种否定的结果或新生的产物。近年来，学界对鲁迅早期的思想再次给予关注[1]，而且所论基本没有偏离“正常的轨道”，应该不在张梦阳先生的“95%”[2]之内，这一点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但遗憾的是，多数论者仍缺乏一种整体意识，常常偏于一端，造成片面的深刻，甚至自说自话，结果在强调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和淡化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事实上，只要考察“立人”思想形成的背景，便可清晰地发现，日本明治以来形成的国民性讨论以及甲午中日战争、俄日战争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热潮，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赫胥黎、尼采、拜伦，以及儒、道、墨、法、道教、佛教、基督教等，都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影响了青年鲁迅。对这些复杂的思想资源如何进行筛选、整合和运用，对于涉世不深的鲁迅来说，显然是个不可回避的难题。还有，特殊的人生阅历及批判性反思的个性也决定其思想必然是深刻而复杂的。因此，青年鲁迅“立人”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甚至矛盾的统一体，必然包含多种层面的意义，只有对其进行整体性关照并予以多义性解读，才能更全面、准确地接近其思想本质。本文将选取以下几个层面进行阐述：　一、是非论：“科学”与“救国”　青年鲁迅对发端于西方的科学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这在此前的《中国地质略论》、《说鈤》等文已有所体现。他认为，科学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已经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交通贸迁，利于前时……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1]（72）“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1]（77）“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1]（72）因此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动感。”[1]（79）他还指出，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是“以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1]（77）而不是为了追求实利，所以他们“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1]（75）在此意义上，科学成为人的精神、智慧和道德的统一体，也便具有了“人性之光”[1]（79）。同时，青年鲁讯并不迷信国人所热衷的科学之于救国的各种学说，他审慎地指出：那些“抱残守阙之辈”，却“耳新声而疾走”，[1]（38）而“借口科学，怀疑中国古然之神龙”[1]（97）的人，实际上却不知“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1]（94）其真实的心理是“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1]（97）对于“汝其为国民”、“汝其为世界人”、“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的论调，鲁迅将其斥之为“伪士”的“恶声”。[1]（94）而对那些“取经”的留学生，鲁迅讥讽道：“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对那些“竞言武事”和“辁才小慧之徒”，鲁迅形象地描绘为：“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1]（81）对那些倡导发展工业、商业、制定宪法、召开国会的人，鲁迅批判他们“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1]（82）为此鲁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1]（89）可见，青年鲁迅在科学与救国的态度上，是非立场是鲜明的。　在中国“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1]（89）之时，青年鲁迅也不辱使命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他在不断接受新知的基础上批判地指出，欧美强盛是科学昭示的结果，中国的发展和强盛也必须依靠科学来实现，但要提防假科学、伪科学和借救国和科学的招牌谋私利的“阳谋”，同时还要避免“术”的唯科学主义，因为科学的怀疑精神和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才是救国、强国的“根柢”，而决定这个“根柢”的关键还在于“真正的科学者”——“个的自觉”的人。这里，青年鲁迅将科学看作“人”的自由精神的产物，将科学者的精神与民族独立的精神统一为具有主体性“人”的自立精神。因此他说，当下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90）可见，在科学与救国的问题上，青年鲁迅的思考可谓精辟、独到、超乎常人，瞿秋白为此赞叹说：“辛亥革命之前，譬如1907 年的时候，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