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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要发展需鼓励消费意愿 作者：党国英 中国农民要改变命运，必须抛弃“吃饭一斤粮，睡觉一张床”的消费理念，支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城乡消费的继续扩大 中国粮食吃不完、房子卖不动、每年销售新车约2000万辆，其他各种耐用消费品也高度普及，似乎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有人对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趋势提出疑虑：还需要那么高的农业效率吗？提高农业竞争力有何意义？每一户农民种几亩地，大家相聚而居，享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乐趣，岂不快哉！这种农业虽然效率低，但只要保持一个低度的城市化水平，且城市生活尽求简朴，人们独享花落山空，不求绿肥红瘦，农业低效也就不是问题了。还有人忧心“空心村”的出现，主张不能动摇农民的村落聚集形态，甚至赞美旧时代的农村“乡绅治理”。 农民比城里人穷怎么办？有人认为总有农民“安贫乐道”，愿意过简朴的生活。还有人则主张通过多征税、增大“城市反哺农村”规模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持这种理念的朋友多不赞成城市化，不赞成农业规模经营。这其实是一种“零增长理论”的翻版，属浪漫主义农业观，需要清理。 “吃饭一斤粮，睡觉一张床”是前工业化的消费理念，如果坚守这种陈旧理念，工业革命就不需要了，经济增长也基本不需要了。这种理念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历史错误的理解上。历史上，人类曾长期跟随在猛兽后头啃它们吃剩下的猎物骨头，不小心自己做了猛兽猎物也是常事。人吃人的现象也常常被考古所证实。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有了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多数人的贫穷仍是常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方法，一个“五口百亩之家”所使用的土地资源方可以有一个衣食尚足的生活水平，而种好这些土地，不违农时，生产出粮食、棉花、桑果，那是十分艰辛的事情，多数农户达不到这个水平。男耕女织的妙曼，是文人想象出来的。因资源高度紧张，又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支撑交换体系生成，人们的平等意识是不会有的。穷人对富人，特别是对所谓乡绅，普遍处于依附状态，社会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十分模糊，穷人无隐私，也无自由空间。 只有当代物质文明才有可能改变穷人对乡绅依附的命运。以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分工的出现，是对人的一次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直接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有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与性情关联；公权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只有对公共事务有偏好的人们才会更多地进入公共领域。有了这样一个公私两域的分离，穷人至多在公共领域服从可能由富人主导建立的公共规则。如果在公共领域建立竞争性机制，公共规则也就可能避免剥夺性质。 所谓村庄的“温馨、和谐”，是任何熟人社会都可能有的特征。人本化的城市照样可以有熟人社会，而且熟人社会在城市会出现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空间。熟人社会一旦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配切割开来，其维系会依靠其他几种基本要素，如家族关系、共同兴趣、同学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由此变得相对简单。这是广大农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女青年，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的秘密所在。 诚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新兴城区，由于土地规划的失误，造成城市的熟人社会难以形成，形成不太合理的居住形态，但这不是城市化的错，而是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错。 中国农民要改变命运，必须抛弃“零增长”理念，支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城乡消费的继续扩大。庞大的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以后，必须辅之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其要点之一是扩大居住消费（不是高价买房）与出行消费，释放居民对保护隐私与增进自由的需求。对独栋房屋的需求、去中心化的居住点选择倾向、对轿车的需求，都是需要鼓励的消费意愿。为此，要大力发展以独栋房屋为主的住宅区，鼓励购买家庭轿车。 现代农业产业链最重要的环节——技术进步，是依托城市实现的；要通过城市化引领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看起来是要把重心放在解决农村落后问题上，但如果没有城市扩张，农村注定难获发展。 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是，在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的信号的引导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因素。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城镇化，未来还要借城市化之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城镇化是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引擎。城镇化的根本目标是国家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这件事做好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若出了偏差将延误发展，造成浪费。 城市化是市场和专业分工相互促进的结果。从业者聚集到城市里从事经济活动，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办法。鉴于中国不可能在300万个自然村的基础上构造出一个现代社会分工系统，由此，我们必须在推进城市化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而不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