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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方案，历史与现实 　　60多年前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因为现实一步步走向它的反面，而被永远地记住。这一次的北京行政中心搬迁如同它的翻版，促使我们重思历史：为什么“梁陈方案”当年没有实现？ 旧城市与新政权 60多年前北京城改造中“梁陈方案”的出局，缘于政权更替之时政治、经济、情感、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叠加 　　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新政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首都要建成什么样？行政中心置于何处？同年5月，“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即成立，委员有梁思成、华南圭、朱兆雪等十几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现代城市规划方面的实际经验，长春、青岛等城市都是由日本人、德国人规划的，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专家们头脑里多是一种对于新首都城市和制度的想象。 　　从总体轮廓上看，1949年的北京与明清古都相比没有大的改变，内城面积32平方公里，环绕内城的城墙长23公里，紫禁城的中轴线决定着整座城市的中心，从永定门到钟楼，全长8公里的中轴线上分布着23座建筑。而进入这个骨架内部，则是满目疮痍的现状：北京工人占总人口的4%，大部分居民不是生产者，有大批的失业和半失业居民。生活环境如同《龙须沟》中的描述，市政的首要工作是疏挖三海、清除垃圾、导通水流。所以在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之时，副市长张友渔即开宗明义说明该委员会的工作：“在保持北平为一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以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的城市变为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 　　事实上，新旧城分置的想法并不是梁思成和陈占祥的首创。1937年日本侵占北京后做了一个规划，在西郊的五棵松一带规划了一个“西郊新市区”，以颐和园万寿山的佛香阁为北边的制高点，向南引出一条新市区中轴线，跟紫禁城的南北中轴线呼应。这个规划在城市性质中突出了“特殊之观光城市”，其中提出：“城内仍保持中国的意趣，万寿山、玉泉山以及其他名胜地作为公园计划，在此范围内乃至周围的庭园、树木、庭石、山川，希望采取中国的式样。将来准备复原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希望尽力保持中国文化。”1939到1943年间，日据时期伪政府还征用了17.7平方公里作为一期用地，打通长安街向西延伸段，修了500多栋房子、各式道路、市政设施……这个“西郊新市区”已经有了一定雏形。1946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后，尽管最终定都南京，仍决定北平的城市架构延续“西郊新市区”方案。1949年，新政权有关城市规划的设想是建立在这两个历史遗产基础上的。 　　1949年5月8日，新成立的北平建设局召开北平市都市计划第一次座谈会，中心议题之一即是如何利用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区”。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在会上明确了新市区用途：“现在我可以报告一下，将来新市区预备中央在那里，市行政区还是放在城里。”可以说，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区是当时的集体共识。 　　不过，建设新市区的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考虑：“新北平的市民，不宜过度集居城内成为消费者，一部分应到农村、工矿区和新市区工作，成为生产者。”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也为日后的转折留下隐患。在这次座谈会上，梁思成也表达了疑虑：“彭真告诉我，‘有一次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而我则心中很不同意。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1959年9月，新落成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民族文化宫 　　梁思成并不孤立。1949年8月，此前曾任北平特别工务局局长的华南圭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提出的系列提案中，再次重申其新城建设和旧城保护相结合的思想：“改造旧城市，是市政上最大难题，故西洋某某国，皆于旧城市之近郊，另辟新城市。而对于旧者，则仍保存之，整理之，又尽其可能以改良之。” 　　如果不是北京政府邀请的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的17人专家组1949年9月到来，历史或许会改写。3个月后，在市长聂荣臻主持的城市规划汇报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抛出他们的方案，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 　　针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苏联专家们撰文予以反驳，并且以莫斯科的经验阐述道：“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地实行了莫斯科的改建。只有承认北京市没有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情形下，才放弃改建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