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出山记.docVIP

曾国藩出山记 　　曾国藩办团练，没想到，他在体制外练成了一支新军。体制内的绿营兵，眼看着新军起来取代他们，愤愤不平。曾氏本来就主张裁营兵，皇上也赞成，只因用兵之际不宜裁军，就放下了。 　　裁营兵不如练新军，新军自有新气象，曾氏治军和练兵，都抓得很紧。为练新军，他专折奏保破格提拔参将塔齐布。当时，湖南调各路兵勇防守省城，塔齐布每日抽调操阅，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几无一日歇息，提督鲍起豹不满意。有提督撑腰，营兵都埋怨塔氏，不时发生争执。 　　曾氏回籍省亲，家居数日，就发生了营兵与湘勇械斗之事，他棍责湘勇以息事，可营兵仍不罢休，又挑起械斗，将事态扩大。他请提督鲍起豹以军法处置，鲍却反在暗中怂恿，使营兵愈发嚣张起来，竟然抄家伙到参将署，要害塔齐布，塔本人躲开，营兵就将他家砸了。 　　这还不够，便向曾氏大哗，骆秉章出来训斥，才离去。人谓曾氏，何不向朝廷据实参之，他说，我不能为国家弭乱，反以琐事上奏，于心未安也。为练新军，他得忍。营兵骚扰，他要忍。朝廷猜忌，他更要忍，不但要忍，还要心悦诚服无条件地接受，使猜忌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一般来说，能接受制度化的猜忌，才能成为王朝重器，才会被王权授信，做封疆大吏。郭嵩焘难受猜忌，故做官老是半吊子。而曾氏惟其能忍，故不可及。 　　曾氏民间起兵，练成体制外新军，并不是万不得已，朝廷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就要加强控制，恐有不测风云起于肺腑、生于肘腋……当时朝廷最害怕的，是起来造反的太平军。最担心的，便是这支体制外突然崛起的新军。朝廷信任的还是它自己的军队，尽管无能，还得依靠，惟其无能，所以放心，亦因其无能，而一败再败于太平军。故欲灭粤匪，必练新军，此为共识矣。 　　练新军，就要到民间去，在体制外练。曾氏深知，以王朝体制练新军，练出来的，还是绿营兵，只不过是绿营兵的扩军，不是新军。不练新军，何以讨粤匪？可练新军先要过王朝体制这一关，很难。可曾氏的功夫并不在用兵，若论用兵，一时之杰如石达开和左宗棠，都比他强，他的厉害之处是治军，当时只有他知道，应该用怎样的军队来对付太平军，不是王朝绿营兵，而是圣人子弟兵。“圣人子弟兵”如何练成？曾氏以理学修身，以讲学治军，以书生领山农，都是子弟和乡亲，耕读合一，耕战合一，把书院开在兵营里，战士都唱《爱民歌》，都做“圣人子弟兵”。惟有圣人子弟兵才能打败太平军，惟有文化中国才能战胜“拜上帝会”。面对粤匪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他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号召国人起来救亡。 　　有了这样的圣人子弟兵，胜敌不难自胜难，最难难在要过王朝体制这一关。一支体制外的军队，如何能让皇上心安？你越唱救亡高调，越打文化中国牌，朝廷就越别扭，因为这表明，朝廷的体制已老朽，朝廷的资源已枯竭了，仅靠朝廷本身还难以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心情不言自明，事实亦昭然若揭，而曾氏的高明在于，他能把事实倒过来说，本来是动员天下救王朝，他说是天子以王朝救中国，这一倒转，朝廷就为他的新军过关开绿灯了――无论新军或营兵都是“官兵”。 　　虽然过了关，都叫“官兵”了，但折腾还是难免，整顿更是必然，尤其在到底以新军民兵为主还是以老军营兵为主孰轻孰重等问题上，皇上还要好好想一想，这样的军队究竟怎样？团练历代皆有，可没有这么大的规模，讲学不算什么，可在军营里讲学，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却从未有过。 　　更何况曾氏拿定主意，必行必果，至少有两次，不管朝廷怎么催，皇上怎么说，他依然故我。一次是从湖南出兵，曾氏船炮未备，决不出兵。还有一次，他坚决回籍守制，不管皇上怎么劝说，什么“移忠为孝”“经权并用”了，该说的都说了，他仍要回籍守制――要“经”不要“权”。 　　别人可“权”，他不可“权”，他知道，只要他捍卫名教，他的将士就会捍卫他；他要是以朝廷的名义“权”了名教，他的将士也会以朝廷的名义“权”了他。因此，“权”不可用。 　　当然，皇上也没少拿捏他，用塔齐布来挤压他，打了胜仗，领赏，朝廷将塔的名字放在他前面，打了败仗，他去作检讨，受处分。皇上不光从外部限制他，还从内部分解他，不久，他的朋友胡林翼，被朝廷授了湖北巡抚衔，他没意见，可连他的老部下李续宾、李孟群都分别授予了浙江巡抚和安徽巡抚的实衔，而他还在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他也没意见，可再呆下去，就是恋栈了，他不怕死，不要钱，不要官，想退。 　　这时，从家里传来了噩耗，他父亲竹亭公去世。闻讣，即奏请以丁忧开缺，自称：我自任官职以来，二十余年，没有一日能够奉养亲闱。前此母丧，我戴孝从戎，此次父丧，我又未能送终。历军营数载，功寡而过多，在国，我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我是百身莫赎的罪人。皇上见了他的奏折，赏假三个月，赏银四百两，以示体恤。不久，他以假期将满，启奏皇上，恳请终制。皇上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可他还是坚持要守制，又具折奏请开兵部侍郎署缺，实在忍不住了，便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