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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年画记忆 　　响亮的鞭炮、生动的年画、红彤彤写满吉祥的春联、香喷喷的饺子，欢天喜地的人群构成了我小时候的春节。我生于文革初期，当时的年画多与革命有关。几大样板戏的年画轮换着在我家的墙壁上“上演”过，对李铁梅、杨子荣、阿庆嫂的印象多来自于年画，我对大自然的兴趣、对历史文化的喜欢也来自童年年画的启蒙，比如《关公》《武松打虎》，他们构筑了我对信义、气节的认知。那时候的年画，让低矮黑暗的屋子蓬荜生辉，让艰苦的日子有了盼头。 　　年画中的花鸟鱼虫、梅兰竹菊，以各自的风情自成画卷。满墙山水、花草、禽兽、人物好像把五彩的世界都搬到了家里。年画中大都没有柴米油盐，却是满满的浓浓的人间烟火，也是人们的精神血脉。我想，旧时穷人没钱读书，忠孝礼仪的传承也有年画的功劳吧。 　　年画是我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情结。小时候，日子很艰难，我家住在潴龙河边，沙地靠天吃饭，风调雨顺了，饭桌就丰盈一些，年头不好，粥也会喝得稀一些。但年画还是要买的，那是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盼，是一年一度的愿景。每次扫完房子，从年集买来年画，娘打的浆糊还烫手，我就急着要贴到墙上，仿佛年画是新请来的神仙，能驱逐贫穷和父母的烦心事。于是每一年贴年画都像一场隆重的仪式，《和合二仙》被贴在堂屋北墙的神龛外，占据了玉皇大帝的位置，那年月扫除四旧、破除封建迷信，谁家还敢留着玉皇大帝的画像呢。而且我对神像也不感兴趣。但我对《和合二仙》是无比虔诚的，他们也是老天派来拯救人们的神仙啊。所以，每年贴《和合二仙》时，我都要低声祷告，保佑我们这里风调雨顺；保佑我的父母和和睦睦；保佑我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愿望归愿望，日子并没有随着我的祈祷好转。真正的吃得饱，日子变得滋润，依赖了国家的好政策的施行。八十年代后期，年画的内容也丰富起来，港台的歌星、影星也走上了普通老百姓的墙壁。 　　我的家乡蠡县离武强不远，小时候姥姥常常偷偷请武强版画中的灶王爷来到家中，司管一年的事物，这个习惯一直到姥姥突然去世。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换岗的时候，姥姥要买来糖瓜上供。旧的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新的静默在灶台上的佛龛，注视着锅里的稀稠，和一家人的分离与团聚。这一天我们孟尝村不叫小年，叫聚灶。回娘家的新媳妇，出外经商的人，都要不顾风雪回家团聚。这也是年画的另一种责任和诠释。 　　门神也算年画的一种，我小时候没见过，当时乡亲们都是在栅栏门上粘上一个大大的福字。现在年画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门神却高调出场。《山海经》中有神荼郁垒做门神的传说，民间也有唐代的开国大将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像，一人手握双锏，一人持双鞭，威风凛凛，有震慑作用，契合老百姓消灾祈福的心理，所以门神画如今又大有市场。我也曾在省博物馆看到曲阳汉白玉石雕的两尊门神像，它也是石雕馆的镇馆之宝，看样子大概是神荼郁垒了，他们是佛家的门神，也是门神画的范本。 　　年画来源于门神像应该始于汉代，西汉的蔡伦用棉絮和废旧渔网之类造出了纸使年画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历朝历代对年画的喜爱，又推进了年画的传承，而年画的内容是有时代的印记的，比如数十年前的文革，以及大跃进，那时候的年画多与工农兵有关。张贴伟人像也是当时的风尚，各地各部门，包括医院学校等等。记得排序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朱委员长、周总理。年画也是国与国之间的晴雨表，中苏交恶，苏联领导人的画像就受到了冷落。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年画是重要的新年元素，也是知识文化的载体。 　　记忆中的很多年画都模糊了，唯独《西施浣纱》的图像还历历在目。远山，近树，小溪，一个美妙的女子高挽秀发，上插鲜花，身穿粉丝上衣，白色的裙子，双手撑纱，神情恬淡，似在沉思。我钟情于江南，痴迷苏州，我想与西施是分不开的，苏州曾是吴国的都城，至今仍遗留着与西施有关的一些遗迹。这个妙龄女子，颠覆了我的传统女子观念。一个弱女子为了国家的利益，毅然嫁给毁灭国家的仇人，这究竟是大义，还是被统治者当做了工具？究竟是英雄所为，还是成为了统治阶级的牺牲品？我一直在思索，慨叹人生如戏，并为她写下《永远的西施》，文章结尾我写道“低吟浅唱，诉不尽西施的悲欢”。 　　关于关云长的年画很多，诸如《夜读春秋》《千里寻兄》《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在《夜读春秋》中，关公丹凤眼微闭，右手拿春秋，左手抚长须，一袭绿袍，头戴绿帽红绣球，神态安详，沉浸在《春秋》的世界里。关公是幸运的，他可以其他形式存世，比如庙宇的神，比如小型的泥塑像。南北各地不约而同地把忠义的关云长供到神位，奉为财神。我在天津泥人张的店铺，看到了不同神情的关公，均为红脸绿袍长须，手持青龙偃月刀。其中一幅泥塑关公像还英气十足，手中的刀似乎冒着寒气，仿佛刘玄德有难，他还会一跃而起，跃马提刀杀向敌军。另一幅衣衫鲜明，显然一副富贵态，俨然财神了。不知道关公作何想。我个人认为，虽然关公是《三国演义》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