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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工作的方针，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朱德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无私地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朱德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对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理论观作出了非凡的创意和宝贵的实践。2016年12月是朱德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一、朱德群众思想的形成 　　（一）佃农家庭的生活背景把朱德与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 　　朱德出身于佃农家庭，“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朱德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父亲和养父也都在田地里辛勤劳作了一辈子。母亲是留在朱德记忆中最早而且最深刻的勤劳、善良、含辛茹苦的典型中国妇女。她一生生育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全家20多口人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从四五岁起，朱德就受母亲影响，参与家务劳动，到八九岁时就能挑水放牛甚至下地干活了。可以说，朱德与生俱来的那种“田舍翁”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坚毅、和蔼的长者风范和根深蒂固的敬民、亲民、为民思想，与其家庭的熏染特别是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正如朱德后来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深情的表述：“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 　　父母为“支撑门户”而节衣缩食，送朱德念书识字。从10岁到18岁，年轻的朱德怀揣一颗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带着一身尘土两脚泥，从劳作的田地走进私塾学堂。在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启蒙老师席聘三教育影响下，开始知道了“中国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如同一群饿狼，争先恐后向它扑来，恣意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它的血肉”。逐步懂得了“人不做事业，没什么用”，“不能救世界便没有路”。而就是从这时起，朱德开始关注千百万与自己一样的劳苦大众的命运。他看到的是连年水旱灾荒，饿殍遍野，农民四处逃荒、卖儿鬻女，而官府和豪绅则是欺压百姓、鱼肉乡民。国家是山河破碎，人民是水深火热，当意识到这一切时，朱德便下定了致力于富国强兵，救民于水火的决心。 　　（二）早年的军旅生涯萌生了朱德最初的群众思想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朱德是怀着救国救民的决心到云南讲武堂从军的，也最终以刻苦好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逐步成长为滇军的一名优秀将领。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始终处于痛苦的思索和抉择之中。一方面，朱德想用自己掌握的武装实现拯救民众的理想，但从军以来，更多时间只能在军阀混战、争抢地盘中冲杀，从而发出“家园在望我当归，无奈人民盼解围”，“几度慰忠亭下望，困民水火泪沾巾”的感慨。另一方面，朱德理想中的军人，应该是像他敬重的护国军领袖蔡锷那样“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和无私”，为此，他关注时政、勤学苦练，不仅自己作战勇敢、身先士卒，还把两个弟弟送上前线，但不幸战死沙场；他同情备受兵灾匪患之苦的老百姓，对驻地土匪必予剿灭，并“请求政府对遭土匪杀害的居民亲属给予赈恤；对因土匪负隅顽抗而不得已烧毁的老百姓房屋按市价赔偿”。在担任旅长移防泸州期间，他提出“既处此区域，忧患安乐，当与民同”，坚决“以兵卫民”，为此，当地民众自发地建造了颂扬朱德“救民水火”“除暴安良”的德政碑。但是，令他愤恨的是，周围的许多人却是在投机革命、欺压百姓、打骂士兵、以权谋私。他们有的身在效忠孙中山和民国的部队里，却“竖起耳朵谛听段祺瑞总理的代表手中的银元声”；有的一旦权势在手，“就先刮地皮，后买田地，并把现款送到上海的一家英国银行，两年之内，据说就有了一百万中国大洋的积蓄”。所有这些，让朱德对旧中国、旧军队的腐败有了具体而深刻的认知，从而深恶痛绝。 　　正因为在旧军队无法实现自己救民为民的抱负，朱德毅然挂印封冠，开始了寻求真理的旅途。1922年6月，朱德赴上海路过重庆时，四川军阀杨森很赏识朱德的才能，许他一个师长的位置和丰厚的俸禄，邀他入幕，被朱德拒绝了。“杨森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年已三十六岁的败军之将，既无家产，显然又无前途，竟对此加以拒绝。”他不知道，此时的朱德已经确立了救国救民鸿鹄之志，不愿再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高官厚禄，对穷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 　　1922年七八月，朱德在上海曾有过拒绝一位伟人而又被另一位伟人拒绝的难忘经历。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