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_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重要变革_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述_刘炎生讲解.docVIP

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重要变革 ——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评述 刘炎生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631) 摘 要:对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重要成就及深远影响，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对于学术界的某些偏见也阐明了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 中图分类号:I 2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2X (2003)05-0008-06 为了推动政治革新，促进国民觉醒，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梁启超认为很有必要发挥文学的功用，于19、20世纪之交倡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导致我国文学发生了重要变革，对我国文学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 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始于“诗界革命”。早在1895年秋冬间，他和夏曾佑、谭嗣同在北京结为挚友，时常在一起谈论维新变法和诗歌革新问题，并着手写作新派诗。到1899年，他便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公开提倡“诗界革命”。而且，从1902年至1907年间，他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诗话》，以推动“诗界革命”的发展。《饮冰室诗话》是“诗界革命”唯一的理论著作。因而，他不仅是“诗界革命”的首倡者，而且是重要的理论家。其理论主张，主要有三个 方面: 其一，强调“诗界革命”的必要性。他说:“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几千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 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1](P1219)认为苏轼的某些诗虽然“真觉可爱”，但其意境毕竟“已成为旧世界”。[1](P1219)对于被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的杜甫诗《北征》等，他也觉得“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2](P5297)而“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的《孔雀东南飞》，他更是说“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2](P5297)至于当时的“诗词曲”，他则视为“陈设之古玩”[2](P5333)，“真可谓衰落已极”。[2](P5333)这些论断，不仅道出了有关传统诗作存在的局限性，而且指摘晚清诗歌已走向穷途末路。事实也确实如此。自清初以来，不少人崇尚宋诗，极力赞赏苏轼、黄庭坚的诗，形成“宋诗运动”。后来又演变出“江西诗派”(专宗黄庭坚)和“同光体”(推崇“江西诗派”诗人)。 这些诗派的诗，虽然不无值得肯定的，但大都内容反动陈腐、庸俗消极，形式摹古，“以涩为贵，恶熟恶俗”，将诗歌创作引入死胡同。因而，他愤然表示，“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3](P92)并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要件”[2](P5333)，“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1](P1219)这些说法表明，他认识到了“诗界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到了非革不可的时候了。 其二，主张革新诗歌内容。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 为诗。”[1](P1219)“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举革命之实矣”[2](P5327)可见，他倡导诗界革命所着重的是革新诗歌的内容，使它具有新意境，新精神，新语句。而要能做到这样，他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诗歌。他说:“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又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1](P1219)“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1](P1219)，“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4](P5637)可是，对于西方的新名词新概念，他却持具体分析的态度。即:既赞赏将那些具有科学性的新名词新概念融入诗内，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权、团体、归纳、无机等；又反对滥用新名词新概念，以避免造成“堆积满纸新名词”而“无从索解”，如“喀私德”(Caste的译音，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巴力门”(Parlianment译音，英国议会之名)等便叫人难以理喻，不宜入诗。这种“求新声于异帮”和不生搬硬套的态度，无疑是积极的正确的，对于我国诗歌创作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并具有新的思想内涵将大为有益。而且，他所追求的新意境和新精神是多方面的，诸如崇高理想，爱国思想，御侮精神，尚武精神，不凡抱负，高尚人格，纯真情怀，雄伟气魄，进化论哲学思想，科学知识，新 鲜事物和社会现实等。 其三，主张革新诗歌的某些艺术因素。梁启超曾说:“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2](P5327)此说法的内涵有两个层面。一是针对戊戌变法以来某些维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