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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禁绝烟毒运动情况考察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地区烟毒严重泛滥，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川北行政区党委、行署大力推进禁烟禁毒工作，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制定相关规定厉行禁绝烟毒，并坚持在法治化基础上处理烟毒案件，发动川北人民最终禁绝了烟毒，促进了川北地区社会整体性的文明与进步。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川北地区 禁绝烟毒 法治化 　　一、川北地区烟毒泛滥情况 　　川北行政区设立于1950年1月1日，属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驻南充市，辖南充、遂宁、剑阁、达县四个专区和南充市，共计1市35县，人口1700余万。川北自明清以来就有种植鸦片的历史，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川北地区烟毒危害非常严重。鸦片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已经形成重要产业。大量贫苦农民被封建军阀、反动地方政府及官员强迫种植鸦片，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种植尤为普遍，例如川北区的万源、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旺苍、昭化（1959年并入广元）、江油、平武、北川、青川等县全县普遍种植鸦片。在旺苍，反动政府强行征收公烟，政府三成，驻军二成，地方二成，群众三成，以至每年靠种烟为生的农户达6250户[1]。平武藏区，自1935年蒋介石、胡宗南势力侵入后，90%藏胞被迫种烟，种烟时要收烟款，收烟时也要收烟款，不种则要出“落地捐”“产烟费”，这种状况持续到解放初期。1949年底，平武全县鸦片产量高达60余万两[2]p345，平武县旧堡乡40%土地都为地主恶霸强迫种植鸦片。1950年上半年，由于土匪、特务造谣破坏，说人民政府允许种烟，通江、巴中、昭化、平武等地种植鸦片面积较解放前更广。 　　各地在种植鸦片的同时，普遍掌握了鸦片加工和提纯技术。川北的南充、达县、巴中等市县都设有烟毒制造厂，加工生产的烟毒不仅供本地消费，还大量销售到全区各地及外省。军阀、恶霸、流氓、土匪、袍哥、保甲互相勾结包庇，结成“烟帮”公开贩运。靠贩烟为生的，旺苍、万源、巴中三县即有1000人以上；南江县贩烟人数占总人口1%；平武有“广元烟帮”“广元客”等专以贩烟为生的土匪[1]；1949年，仪陇县贩运、贩卖烟毒的有2289人，贩运烟毒21.97万余两（当时1市斤为16两），约6865.6公斤[3]p550。 　　由于大量种植、加工、贩运、销售鸦片，川北地区烟民众多，烟馆遍布于各城市和乡镇。南充市有烟馆300余家；广元城区每一杂院有两三户烟馆，10人中即有2人吸食鸦片；旺苍二郎庙30多家住户，家家有吸食鸦片者，有的一户竟有2―3名吸食者，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孩也有吸食鸦片的；剑阁专区有烟馆2158个，吸毒、贩毒者达6万余人。少数民族聚居区吸食烟毒则更为普遍，平武藏区鸦片吸食者数量竟达总人口的50%。据不完全统计，川北行政区烟民有130万人以上，占全区总人数10%[1]。 　　烟毒流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多灾害和痛苦。鸦片的广泛种植，侵占了大量良田沃土，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使原本耕地不足、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川北各地粮食短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例如，平武旧堡乡每年至少要闹三个月粮荒。同时，吸食鸦片者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创伤，一些区乡的农民因健康问题连农协都难以组织起来；很多鸦片成瘾者为筹集毒资变卖家产，生活陷入绝境，继而引发盗窃、抢劫、杀人、卖淫等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的问题，很多家庭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给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稳定与巩固带来极大的隐患。据调查，新中国成立后，蓬安县戒烟所成功戒瘾的225名瘾民（女34人）中，曾经做过盗匪的有34人，卖妻儿的7人，乞讨的10人[1]。 　　二、川北地区禁绝烟毒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发展生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2月24日颁布了第一个全国性禁烟法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命令各级人民政府协同人民团体，进行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一致行动，在烟毒盛行地区，定出限期禁绝办法，从1950年春禁绝种烟[4]。《通令》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烟毒祸华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以及坚决禁毒的决心和勇气，是指导各地禁绝烟毒工作的重要法规。 　　为贯彻执行中央《通令》精神，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5]。《办法》针对西南地区烟毒泛滥，居全国之冠的现状，提出了涉及毒品的种植、加工、贩运、销售、吸食、开设烟馆等各个环节的禁毒措施，厉行禁烟。按照中央和西南区关于全面禁绝鸦片的指示和部署，川北行署立即行动起来。1950年9月，行署成立“川北人民行政公署禁烟禁毒委员会”，以加强对禁烟禁毒运动的领导，委员会由民政部负责组织，民政厅厅长王叙五任主任委员，委员由民政、司法、公安、文化、卫生及各人民团体选派代表组成。到1951年3月，全区29个县市都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很多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