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生活世界有更多想象空间.docVIP

张颐武：生活世界有更多想象空间 过去那种脱离了日常生活的“ 正能量”转向了认同生活本身产生的“正能量”。 　　个人生活领域放大，人们对公共领域的兴趣和参与度在发生改变，这是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转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追求生活确定性为什么会变成更高的价值选择，未来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我们的生活会怎样被影响？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 “终极解决”不存在 　　《南风窗》：过去两年中，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生活世界”转向的趋势，与几年前相比，人们对公共舆论和公共参与的热情似乎在降低。你是怎么看待的？ 　　张颐武：我很早就提出了这种看法。这几年经济社会转型比较深刻，方方面面的利益重新调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个人和社会原来的兴奋点往往是在公共事务，也就是社会的重大题材，而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壮大，他们更关注日常生活。人们也关心公共事务，但侧重的点已经不一样了。比如环境问题，原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现在则是雾霾这样的生活形态的问题。无论是自己的感受还是对问题的关注，都来自于日常生活本身，怎样处理日常生活变得特别重要。 　　《南风窗》：与以往个体活力释放的时代相比，现在的“回到生活”应该已经不仅仅是生存了。人们看待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张颐武：如果以城市规模划分的话，小城市的问题是生活成本低，但是生活质量不高;大城市就是生活成本太高的问题。现在，温饱已经不是问题了，人们发现温饱解决、有了房子之后，还要面临更多的困难，比如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一系列的问题群，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 　　过去，人们对社会事务有一种简单的看法，往往把一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于体制低效。但是现在发现好像没有办法简单地赖谁，比如说雾霾问题，简单地赖政府吗？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社会，人均GDP达到七八千美元的时候，人们发现，过去期望的那种终极解决是不存在的。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调整。 　　过去，我们总认为一个终极的方案可以永久性解决某个问题，但是现在发现，预期的那些事发生了，问题也不一定有好的改善。所以，大家回到生活，发现生活的一点一滴的改善比起宏大的目标来说更重要。 日常生活的把控 　　《南风窗》：这种转向是不是意味着又到了一个价值真空的阶段？ 　　张颐武：我倒不认为是价值真空，而是人们开始追求一种微观的文化和微价值，不再寻求一种价值上的终极解决。按照吉登斯的理论，这个时代是从一种“解放政治”，追求大革命、大变动，到了现在变成一种“生活政治”。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生活政治就是一点一滴的改善。比如说“正能量”这个词，其实不光是官方的提倡，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文化想象也是充满“正能量”的。 　　去年热映的两部电影《港?濉泛汀断穆逄胤衬铡繁泶锏木褪腔毓榈饺粘Ｉ?活，生活本身的价值是非常高的，不要去追求虚无的幻影。日常生活是不能失去的，失去的代价其实是你承受不了的。这些电影的主题都是主人公通过幻想追寻的历程，但追寻的结果就是发现，现实中所拥有的比追寻的那个更靠得住，不一定更好，但是更靠得住。为什么去年这些电影比较火，就是因为人们的内心世界有了一个转变，回到日常生活本身，日常生活需要我来把握它。所以，过去那种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正能量”转向了认同生活本身产生的“正能量”。 　　过去的“正能量”觉得日常生活不值得留恋，不能只追求温饱，但是现在发现，维持一个基本生活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特别是经济增速下滑之后，给人们带来的刺激是，原来拥有的东西不是长久不变的，是很容易失掉的。危机感就会变强了，追求那种大的变革就成了很不现实的目标。 　　尤其是去年股市的变动，从5000多点到2000多点的跌幅，让人们觉得守住已有的生活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大家发现这30年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日常生活本身是值得我去喜欢的，过去往往是一些宏大的目标把日常生活遮蔽了。这个可能是中国人内心一个新的变化，去外面吃个饭，去看个电影、购物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所以，现在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价值观很重要的一部分。 　　《南风窗》：回归到生活跟社会心理的变化有关，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外部环境激发了个体生活的活力，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回归生活”伴随着国家对个体经济的释放，这一次的活力是不是可以从技术上去解释，生活质量升级这一“供给”的大繁荣促成了变化的发生？ 　　张颐武：互联网从原来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具体的电商，以前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疏离的理念，但是现在新技术使得消费和供给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互联网从虚拟的、不及物的变成了很具体的东西。“双十一”购物持续爆炸性的增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说明大家把互联网及物化了。 　　另外，互联网的文化产品也变成了大众化的产品。比如去年热播的《琅琊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