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劳伦斯-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有感.docVIP

读劳伦斯?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有感 摘要： 关键词： 劳伦斯?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这本书对笔者来说，读起来感到十分的吃力，不过读之再三，思之再三而有所悟，其中许多重要观点很值得学习，所以它值得研究方法论的学者一读。故写成读后感，以同有兴趣者交流。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来自不同社会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这个时代,并且在保持差异的前提下和谐相处。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改变了物质生活的样貌。但是, “大量传送而无社会中介”的信息未曾将第三世界贫民窟的居民的行为变得像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却使他们感到陌生、吸引、迷惑与无助。实际上,这大概是所有人的困境。在四处流传的信息中包含着如此多样的行为方式,以致于人们只好转过身去,在“某种文化遗产、某种语言、某种记忆、某种宗教、甚至某种性心理中”去寻找一种整齐划一的原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困境。作为这个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时代的一份子,知识人在社会与学术两个方面薪尽火传的使命都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他们必须面对两个层次上的问题。首先是与社会政策有关的实际问题上的取向,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公平与效率”之争,以及社会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现实价值立场的质问;其次,也是更深一层次的形式理论与经验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将中国社会丰富多样的现实问题纳入本质上是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之中,从而在理论与经验两个方向上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科学自身的进步。实际上,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诸领域中,都有学者大力呼吁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谈到方法论，就不能不提到弗里德曼（1953）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Friedman,M.[1953]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3-43.）。在我看来，那是一经典文献，对于深刻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构造是相当有益的，就是钱颖一（2002）的在国内较为有名的方法论论文“理解现代经济学”，其中许多重要观点也没有超出前文的见解，所以它值得研究方法论的学者一读。笔者对此文十分偏爱，读之再三，思之再三而有所悟，故写成读书笔记，以同有兴趣者交流。 一、为何要区分实证与规范？ 经济史这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对正统学派与历史学派之间的争论作总结时说，早期的“方法论之争”使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区分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是相当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浪费许多宝贵的光阴。但严格区分又总是那么困难，因为“归纳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所以悲剧总是重演。的确，自从斯密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伦理规范渗透整个经济理论研究，再加上“经世济用”的政策指导的需要，要让人们区分诸如“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和“价值应该是由劳动创造的”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到了今天的中国理论界的许多争论中，也没能区分开。问题的根源仍然是，当我们从经验中发现，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时，我们仍然不能得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全称命题！如果我们有这样神奇的本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本领是：只要我们发现了黑色的天鹅，我们捉住它，并把它涂成白色，变成白天鹅。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所有的天鹅应该是白色的”并把被发现的黑天鹅成功地改造成白天鹅时，我们的“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的全称命题就高枕无忧了！然而多数时候，我们没有这种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本领，所以问题仍然存在着，人们为此十分灰心。看来要建立“是什么”的实证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不受“应该是什么”的伦理规范的干扰是不可能的，故J?D?凯恩斯（1917）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总结道，虽然“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二者之间的混淆不能完全避免，但总还是有个程度问题，如果注意区分，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实证经济学还是可以向科学性走近的。 在前者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则进一步指出，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在这一点上，它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另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及经济学的技术也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一个政策建议根本没有实证基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规范经济学依赖于实证经济学，但实证经济学不一定要依赖于规范经济学。进而他批评一种通常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对某一项政策措施的分歧不是基于规范准则的根本冲突，而是对该项政策措施导致不同的结果的认识上的分歧。这对笔者很有启发意义，在前不久的中国经济学界，刮起了“朗咸平风暴”，挺朗派和倒朗派之间拳来剑往，好不热闹，但仔细分析一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