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巷13号.docVIP

东道巷13号 　　1984年我们举家告别西贝山村迁居洪洞县城，住处在县城的南端。这个县城被冠以六门村，所谓六门，就是两个南门，两个北门，一东一西两门，南门分大南门和小南门，我家在小南门。 　　东道巷13号是我家的门牌号，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我的故乡西贝山村没有这个东西，门牌号烙在一张铁片上，镶嵌在门楣。每次推门，我都会特意地仰视一下，心里在想，不知何时才能有属于自己的门牌号。这个愿望渐渐植根心底，使我后来得了强迫症，每每串门，总要在人家的门楣某处寻找门牌号。 　　屋子是一溜低矮潮湿的瓦房，房东家平素堆放杂物，坐北朝南，按北方的风水讲应该是主房，但房东家的房子坐南朝北，房子是新建的，比北房高出一大截子。几间矮屋连在一起，像一个甬道，墙体尽管新糊了报纸，仍掩盖不了脱皮的痕迹，屋顶是新糊的檐帐，满鼻子的糨糊气味，入夜，往往成为老鼠的赛场，奔跑、撕咬、戏闹，与屋里的梦呓和鼻息纠缠一气。三间逼仄小屋的杂物能清理的尽量清理，最后剩下一口棺材。主人说，此物不可动！只好将棺材掩饰起来。我们兄妹五个，我最大，15岁，最小的妹妹7岁，加上妈妈和一个帮忙做饭的表姐，挨挨挤挤在一个屋里，居然没有忌讳没有怕过。 　　走出院子，往南大约十来米，便是常青村民的菜地，菜地的尽头是一条河，涧河，通往城外有一座石桥，据说是民国时期苏堡一刘姓财主修的，至于为何不是官修而让民修，我斗胆猜测，是县太爷摊派吧，或者他自愿做功德也说不定。我对那座桥有些模糊记忆，在我还不是这里的居民时，有一年西贝山村谣传洪洞县城发大水，河水暴满，说要炸掉石桥，免得水灌县城，我想大约就是它了。这座县城只有两条河，一条汾河，贯穿山西南北的大河，河上架一座桥，叫四清桥，因为是“四清”时建造的，水泥桥，桥很大很长，再大的水也不会溢满桥洞，而城南的这座是石拱桥，桥洞有限，虽然河不太大，但洪水下泄，桥洞就吞吐不暇。 　　1984年我在刘家垣上初中二年级，父亲给我办完转学手续从教室里把我叫出来，他和我的班主任老师告别。我站在校园，望着横亘在远处的姑射山，心里说，星期天再也无须翻过那座山回西贝山村背干粮了。蜀葵花开时节，空气中弥漫着稠稠的芬芳。 　　新学校东风学校位于城东，旁边是县体育场，俗称五高场子，显然过去这里扎过高中。我转入的时候学校小学和初中一体。母亲也从西贝山村调入这个学校，教小学语文。母亲那时年近四十岁，她拼音不过关，加上我们老家人前后鼻音不分，“an”“ang”“en”“eng”“in”“ing”不分，学生听不懂她的口音，家长意见很大，到教育局告状，要求更换老师。校长是我父亲顶头上司的爱人，对母亲的教学能力有所了解，为了打消学生家长和局领导的顾虑，特别邀请教育领导和学生家长代表听母亲的课。母亲压力很大，为了适应新的教学环境，学拼音，背教案，有时候压抑不住，便背着我们蒙着被子悄悄地哭。 　　作为一个插班生，在众多城里学生当中我土不拉几、蔫不拉几。班风不好，恋爱成风，我则和一群贪玩儿的学生混迹一处，我那时患斑秃症，头上常年戴一顶军帽，调皮的同学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捅掉我的帽子，女生借机夸张地讥笑。那时候我很少理发，头发较长，估计他们不定能看出什么端倪，后来这样的恶作剧便不再有了。同学不再对我恶作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班上一个最皮的同学成为我的挚友，为了保护我，索性剃掉头发，大热天戴一顶黄军帽，那时候流行军用书包，班上的男同学人手一个。也许是搭配我的军帽吧，妈妈给我买了一件军绿的确良上衣，挎上黄书包，露着怯怯的小瘦脸儿，肯定有几分可怜相吧。反正这位很皮的同学义务做我的保护，后来黄军帽成了我们班的风景。体育老师最讨厌我们这群黄军帽队伍，每次体育课，都要寻找理由体罚。他的体罚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站成一排，然后挨个扇耳光，轮到我的时候，不仅让我丢失颜面，尤其可以将我头上的帽子像飞碟一样旋起好高好远。 　　这班同学尽管不恋爱，但他们与老师捣蛋，上课与老师捉迷藏，蹲着身子企鹅似的在教室里挪来挪去，或者干脆钻进同学的课桌下，更有甚者会在老师背身板书的时候越窗而出。上课吃东西，老师发现了，让他扔出窗外，还不忘狠狠咬最后一口再扔。玩累了便蒙头打鼾，猪似的响声很大。除此之外，打群架，与邻班的或更高年级的学生，常常放学后，堵在路口，围观的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动静很大。其实也没有深仇大恨，不过是寻衅闹事罢了，譬如走路时无意撞了一下，或者发现对方斜了自己一眼。虽然动静很大，大多不会引起大的风波，甚至第二天见面又是朋友。老师也打，比如像我们的体育老师，纠结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暴揍，撵得跑掉鞋子。似乎荷尔蒙充盈得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宣泄而已。 　　当然我不能将这些作为我没成为好学生的理由，事实上班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很有几位，我们的班花，也是插班生，父亲是军人，一口漂亮的普通话。班上的男生次第追求，她油盐不进，不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