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花雨问唐风.docVIP

丝路花雨问唐风 　　这是一件初唐白陶加彩俑，完整无修，高23.5厘米，胡人男侍，年轻英俊，面如敷粉，颔首微笑，发绾高髻，头缚绯带，脑后系垂过肩的幞带，身著圆领窄袖的阔长紫色袍衫，足登长靴，双手恭敬地捧持着一只精美的凤首壶，仪表庄重，右手轻托着壶底，左手牢握细长的壶颈，平和站立在方正的底板上，仿佛随时听令，准备趋前服侍主人。中州古陶藏家W先生首肯点赞：“持凤首壶，非常少见，是逝者宠大随行队伍中的一员；头饰复杂清晰，不与其他普通唐俑雷同。” 　　这是一只会说话的唐俑。它见证了大唐盛世商贾交集的繁华喧嚣，也播撒了东来西往文化交汇的丝路花雨。故事便从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说起。 　　唐长安城，是隋唐两朝的首都、京师，面积达84平方公里，是隋唐陪都洛阳城的2倍、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比当时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巴格达城大6.2倍。而古罗马城也只是她的五分之一。数百年间，长安一直是东西方最大的都城，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城”。唐时的长安城内百业兴旺，最多时人口超过100万。据史书记载，和唐朝政府有来往的国家，先后有300多个。在当时的长安城内不仅居住着汉族人、回纥人、龟兹人、南诏人，还有大量的外国人，如日本人、新罗（朝鲜）人、波斯（伊朗）人、大食（今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这些兄弟民族和外国使者都云集长安，这件胡俑的主人或者胡俑的原型或许就生活在那时的长安城里。 　　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特别是西市商业较东市繁荣。又被称之为“金市”。西市距唐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这里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他们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里。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其中还有多家西域姑娘歌舞侍酒的胡姬酒肆，时有少年光顾流连，“胡姬当垆”“胡姬劝酒”成为殊丽的文化景观，李白《少年行》便有“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 　　唐代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丝绸之路将亚欧各国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罗马到长安，“商旅相继，职供不绝”。成群结队的粟特商人和来华使节带来了波斯的金银器、印度的天文历法、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和中亚诸国的珍禽异兽。外来文化的传入，给唐代工艺造作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赋予了新风尚，呈现出大唐盛世的艺术风格。 　　唐朝时波斯和中国往来更为密切。他们将中国的丝绸、药材、陶瓷等运往西亚，把西亚的织锦、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等贵重的手工艺品大量运到中国。当时唐代称中国之外人，统称为“胡人”，商人曰“胡商”，所用之物一概冠以“胡”字。根据史籍所记，这些商人多数为波斯大食国人。唐代工艺品匠作中，像织锦、金银器、瓷器等都带有浓郁的波斯色彩。唐代陶瓷器中，可见到许多与西方文明相联系的造型，如中亚种的双峰驼、胡人俑、胡人双狮，西域风格的双耳扁壶、把杯、角杯、六叶形盘、立环形高足盘及胡瓶等。凤首壶，又称“胡瓶”，在初唐时即开始流行，是唐三彩陶器中常见的器形，一般认为是模仿波斯萨珊和粟特的金银器“胡瓶”的造型。1978年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唐代墓葬出土了一件粟特银带把长颈壶，今人方得以一睹“胡瓶”的真容。2002年西安市长安区郭杜乡唐墓出土了一件三彩釉陶载物卧驼，卧驼的双峰间除了负驮象牙和丝绸外，其侧面还挂有一只风首壶，这极可能是胡人商旅途中的饮酒壶或饮水用具。《通鉴释文辩误》卷九：“唐太宗赐李大高胡瓶。瓶.盖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以曰胡瓶，未识其规制与太宗之胡瓶合乎否也。”胡瓶在唐代的史书中多有提及，且多为皇室贵族使用。唐代王昌龄《从军行》之六有“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的描述；唐代卢纶《送张郎中还蜀歌》也有“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的诗句。唐朝胡瓶独具特色，盛极一时，与当时社会盛行的饮酒风气密切相关，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唐代各阶层普遍饮酒，于是，在“事死如事生”的大唐墓葬中，发现怀抱凤首壶的胡人男侍俑虽然稀少，但也不足为怪了。 　　记得数年前，网上拍卖刚兴起，一日，中州一位玩陶高手拍卖一只蓄着大胡子，穿着翻领胡服的站立男俑，帅气阳刚，气场很足。当时看着眼热，经过一场混战终于拍下。可卖家却心生悔意，找个非正当理由，最后中止了交易。那是一只品相极佳的牵马胡俑，虽然它早已被匿藏他方，可我一直心系不忘。 　　中国古代汉服相以右衽、大袖、深衣为典型代表。但东汉时“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族皆竞为之。”汉朝时的汉服就融入了胡服因素。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