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鸭蛋是用尿腌的？！”.docVIP

“这鸭蛋是用尿腌的？！” 　　《南方周末―名牌》杂志的副主编兼文学爱好者兼作者兼（后来）人民文学奖荣获者黄生几次要我聊聊作为“人”的王小波（即不是评论他的作品），我都谢绝了，倒不是因为忙――我们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打工的人永远在忙。主要是因为我思想观念还处在古典中国时代，“人死为大”，不愿意随便议论已经仙逝的人，即便是同辈分的。这么一来就拖了下来，转眼到了2007年的初春，黄生又找到我，说王小波去世快十周年了，你作为他当年留学时候住在同一小城的邻居，无论如何也得谈谈他，国内很难找到他在美国时期的同伴，除了他太太之外。 　　同一班机上的陌生人 　　听到王小波逝世快十周年了，我真吓了一跳！――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逝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他反正不上班下班，不挤公交不塞车，无所谓。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之快真的令人紧张兮兮。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经有一位在英国一家大媒体（好像是BBC）供职的华人记者打电话到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采访我。我当时一方面对他的早逝很是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特别的反常。我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他的早逝或许跟他常年无节制地抽烟有极大关系。王小波若是听到我的这句话，肯定大不以为然：“你不抽烟，就糟蹋咱爱烟之人。你怎么不这样糟蹋常年喝酒的人？” 　　我跟王小波的相遇说起来非常凑巧，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头痛事就是找房子。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叫奥克兰（Oakland），还有其他几所高等院校，其中最有名的是CMU，就是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卡内基―梅隆大学），它的人工智能和电脑专业在全美国能排上前三名，经济系和政治系也好得很，商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也蛮出色。奥克兰镇是个典型的大学城，学生有好几万人，租房的价位相对不低，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刚从中国内地出去的人――那个时代我们在国内住集体宿舍，要么不付房租费，要么每月只付两三元，我从来没有付过房租费，因为分配到北京以后一直住在办公室里。一到匹兹堡大学，听说月租起码是一百美元，顿时吓得半晕！幸好出国之前有人跟我打过招呼，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里有个同事叫李银河的，正好也在匹兹堡大学读书，说她在那里已经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找房子。 　　虽说工作关系同在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连面都没见过，只是相互之间听说过对方的名字。但李银河同志（当时写信求她帮忙必须如此庄严称呼）很够义气，很快就给我找了间小阁楼，和中国来的一个自费留学生合住，每人每月付65美元房租，外加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算是比较便宜的了。记得我们的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4号，同一条小街Meyran Avenue的同一边，离得很近。不过在搬进租屋的那一天却闹了个大乱子，差点被人举报。那是我们到达当地的第一个周末，我和好几个留学生搬进去的时候，卖力收拾以前住户留下来的废弃物品。都是外国来的穷学生住，所以那些烂床铺、旧沙发、破椅子、坏衣服、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大多没什么保留价值。我们把小东西塞进垃圾袋里把大东西整好，通通堆放在大门口前方街道旁，以为大扫除的任务便胜利完成了。那条小街本地居民很少，起初也没人来管。等我们往回走的时候，从二十多米开外的一栋房子里走出来一位老太太，讲英语还带着中东口音。她很严肃地向我们讲述规章制度，我们几个英语都很烂，她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还是听不大懂，所以没什么反应。她一定不会想到我们都到美国来读研究生了英语居然是如此之差，以为我们屡教不改态度不恭，就生气了，一下嗓门就提高了，用最简单的英语开始骂：You are terrible，really terrible！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会做这样破坏公共卫生的事情吗？这下我们大致听懂了，尤其最后一句话对我刺激非常大，但第一反应是以后邻里很难相处，还没明白自己做了怎样的大错事，因为我们在国内还做不到这么好呢，垃圾随手就丢掉了。日后请教早来了一年的李银河等人，才知道在这个区域每周只能在指定的一天、指定的时间段（周二下午四点到周三上午十点前）、指定的地点把垃圾拿出来。垃圾车每周三上午八点到十点收集垃圾，而且一个月里四周行驶的方向是不同的，必须记住，否则如果赶不上规定的时间段，垃圾就得在家里再放上一个礼拜，违犯者可被举报罚款。凭良心讲，我在离开中国前没什么环保意识。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坚定和自觉的环保主义者，不是通过空洞的学习和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三个生活经验的刺激。我在小镇奥克兰第一次被美国人骂的这个经历，是我环保意识的启蒙课。 　　到了匹兹堡大学报到后没几天，李银河就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房门，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