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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解严后台湾出版业的发展 　　摘要　1987年7月15日，台湾地区戒严令解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也随之失效。台湾出版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以台湾地区的出版业在解严以后的诸多变化为例，从出版社的数量和性质上的多元化发展、图书种类的变化、台湾地区“出版法”的废除以及两岸的出版业交流这四个方面进行概述。简要地概括在这几十年间台湾出版业的发展，和在此期间形成的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　新闻传播　台湾　出版业　解严 　　中图分类号：G239.27 文献标识码：A 　　1　解严之后台湾出版社的数量以及性质的变化 　　台湾地区的出版业进入八十年代后，由于当局的诸多政策，如对著作权法的修订、统一规范政府出版品以及对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补助，对出版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在整个八十年代，台湾出版社的数量处于逐年递增的态势。1980年出版社数量为2011家，1986年达到2900家，1987年解严后，增加到3051家，1989年又增加至3448家。而到了“出版法”被废除之后，其中2001年台湾出版社数量达7810家，图书出版种数有36546种，平均每月有3054本新书；2004年出版社有7437家。大型出版社除了传统的四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和中华书局外，还增加了三民、华新、幼狮、开明、皇冠、联经、时报出版等。 　　解严后，由于政治改革以及思想的开放。台湾出版业发生了如下变化：首先，各出版社都注重专业化与分众化，重社会学的有巨流、扬智文化等；本土文化的有玉山社、前卫、常民文化；电脑有第三波；漫画有青文、东立、尖端；高普考有千华、保成；商业管理财经有商周、远流；休闲类书籍则有天下、新新闻、寰宇、时报等出版社。 　　其次，台湾出版业开始走向组织化、公司化、企业化和集团化。与早期以党、公营和大陆来台的出版社为主导的出版业不同，台湾的出版业出现了集团化的趋势，所谓集团化在台湾地区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是在同一个公司之下区分出不同的出版路线，如圆神出版社下有先觉、究竟、方智、先智；二则以城邦出版集团为代表，著名出版人詹宏志在1996年10月结合了麦田、猫头鹰和商周三家出版社，这三家出版社并未在出版路线上出现细分，而属于整合各自优势成立出版集团。 　　2　解严之后图书种类的变化 　　戒严时期，“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中规定不允许出版的包括宣传共产主义、“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者”等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统独观念、本土文化、性别议题内容的书籍。鲁迅、老舍、钱钟书、朱光潜等人的作品都在被禁行列，台湾资深出版人吴兴文介绍说，西方左翼的书不能出；鲁迅的书不能出，此外，包括钱钟书、沈从文等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书都不能出。“政治上（的审查）比色情方面更严格。” 　　随着图书出版空间的全面开放，曾经在戒严时期被禁止出版发行的书籍也开始出现，选题日益丰富多样。1990年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三卷本马克思《资本论》，宣告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台湾的解禁。其他一些被禁的大陆作家作品也得到出版。此外，对于非大陆作家作品的解禁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在台湾出版家沈登恩的努力之下，李敖以及金庸的作品都得到了出版的机会，而本土作家如吴浊流、陈映真等遭到查禁的作品也于解除戒严之后陆续解禁。 　　3　台湾地区“出版法”的废除 　　台湾出版业在进入90年代后愈加开放，废除“出版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台湾地区“出版法”颁布于1930年12月，到1999年被废止，其间共进行了六次修订，其主要功能包括了三个方面：登记、处罚、奖助。1999年1月12日，台湾“立法院”院会通过废止“出版法”案。1月25日正式颁令终止。“出版法”实施近70年，为配合其实施而颁布的相关法令也有近30种，废除“出版法”也意味着其相关专业法令随之废止或予以修正。 　　废止“出版法”的同时，台湾出版业的相关学者呼吁出版从业人员必须加强自制自律，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该兼顾出版行业应有的社会功能。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郝明义指出，“出版法”废止只是跨出的第一步，目前仍有许多行政法令对于出版业者有许多限制。在原“出版法”中关于大陆出版物的规定仍然没有完全废除，只是重新做了一些修订，这对两岸的文化交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大陆简体字出版物一直到2003年7月才被允许公开在台湾地区销售。 　　4　台湾与大陆出版业的交流 　　直至2003年1月27日，台湾“陆委会”举行委员会议，原则同意开放中国地区简体字书在台贩卖，并同意新闻局提出的“中国地区出版品电影片录像节目广播电视节目进入台湾地区，或在台湾地区发行销售制作播映展览观摩许可办法”的修正草案。大陆出版物也由起初只在少部分知识分子之间流行，到广为台湾人民所接受，其中的原因包括台湾人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