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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戸時代の寺子屋と中国や台湾の「私塾」の比較 　應日碩一　9712001M　李蕙如 前言： 　十九世紀中期，勉強可以識字的倫敦庶民階級小孩，不到全體的百分之十，會寫字的孩子，比率更低。法國於一八八一年實施義務教育法，但實際就學率竟只有百分之一點四。同樣是一九二○年的大正時代，日本全國兒童的平均就學率便已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十九世紀中的幕末時期，根據紀錄，庶民階級男子的識字率已達百分之五十四，女子則是百分之二十左右，武士階級當然是百分之百。這是全國平均數字。若只挑首都江戶來看，無論是富裕商家，或是住在長屋的貧戶，男女庶民的識字率，均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換句話說，江戶時代的日本，是全球識字率最高的國家。 　另一方面，中國的私塾，從以前流傳到現在的儒學，教導了許多學童，在加上中國的科舉制度，相信其識字率一定不會輸給日本。 　但是同樣是以儒學、朱子學等等來教導民眾識字唸書，其中裡面的制度和教導內容哪些地方有所不同，從中探討出來。 何謂寺子屋： 　德川幕府依據儒學獎勵武士教育，十八世紀後半，古學派與諸學折衷立場的折衷學派，再由其中產生實證的考證學派盛行。在此情勢中，幕府重視朱子學作為支持幕府體制，在寬政改革時期，即以朱子學為正學，創設官立的昌平坂學問所。此後很多藩意味了教育藩士子弟，設立藩學（藩校）。離開城下町的地方，亦有得到藩的支援而志在教育藩士與庶民教育的鄉學（鄉校）。在民間方面，有武士、學者、商人所創辦的私塾，講授儒學、國學、西學。 　一般庶民的初等教育機關「寺子屋」，為數眾多，大都為村莊官吏、僧侶、神職人員、富裕的商人所經營，實施讀、寫、算盤等日常生活實用的教育，同時亦教導道德。庶民教育，由於出版盛行，以都市為中心而推廣到農村，以讀、寫為中心的初等教育，普及率極高。 　當時的德川幕府這麼盡力於庶民教育？其實並不是這樣的。當時擔當市政的政府機關是「町奉行所」，公務員只有二百九十人，不但要掌管一般行政，還要兼任警察、法院等等業務，根本顧不得江戶五十五萬庶民的教育問題。真正要肩負教育大任的，便是「寺子屋」。幕末時期，光是江戶便有一千多家的寺子屋。曾有美國學者研究，到幕府被推翻為止，寺子屋共有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九所。寺子屋教師的身分階級比率是：庶民佔百分之四十，武士佔百分之二十六，僧侶則佔百分之十八，醫生佔百分之九，神官佔百分之七。大都市又由於女子就學率很高，因而有三分之一的教師都是女性。 　原本寺子屋是寺院開辦的並且主要以庶民子弟為對象的初等教育機構。當時，寺院已經實施一定的世俗教育，許多武士家庭和少數庶民家庭把子弟送到寺院。但是到後來有了藩學、鄉學和私塾之後，武士弟子紛紛前往這些地方就讀，只有庶民子弟仍在寺院中學習。因為當時大寺院主要致力於培養僧侶，實施這種世俗教育的一般是一些小寺院。隨著庶民教育要求不斷的提高，就學兒童大量增加，小寺院已經難以全部容納。為此，一些武士、浪人、神官、醫生和有能力的庶民等開設了實施初等教育的民間教育機構，這些民間教育機構也被稱做為寺子屋。所以其實到後來，私塾跟寺子院已經沒有那麼大的差別了。 關於寺子屋之內容 　小孩在滿六、七歲的時候，雙親便會帶著孩子到附近寺子屋（亦或是可稱為私塾）拜師入學。當時沒有所謂的學區限制，完全依憑父母判斷，而父母判斷的根據，理所當然便是街頭巷尾的口碑了，可見並非隨便的人士都可以設立。而其規模有大有小，小的學生人數大約十至二十，大的則多達二百。通常是男女共學，而學生年齡也不一，教授方式便只能個別指導，教材和學習年限也沒有一定。 　孩子一旦入學，首先必需學的便是平假名、片假名，再來是漢文，童蒙誦讀之書的《三字經》、《實語經》、《童子經》等等都是必修課程。書法、算盤和地理也是必修課程。其他如書信範本、商業用語範本、農業用語範本、木匠用語範本等等，也都是全國性的共通教科書。大概是想讓孩子們在十二、十三歲畢業後，得以自由選擇職業吧。 　每個月有三天假日，初一、十五、二十五日，碰到節日或祭典通常也會放假。元旦假期最長，大約有一個月之久。至於入學費用，竟然是「隨意」，換句話說，沒錢人家可以送一盒餅乾或扇子聊表心意，農家也可以自家栽培的新鮮蔬菜，有錢人家才包紅包。學費一年僅收兩次，這也是隨意。總之，當時的老師算是一種義工，而庶民對孩子的教育觀念則是「由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公益響應，有錢人家多包一點的話，沒錢人家就不用擔心孩子將來會是個文盲了。不過其使用的文具用品仍得自己負擔支出。 　寺子屋之所以重要，除了他算是當時的初等教育學校之外，他事實上是明治維新後小學教育的基礎，為明治維新的實現和日本近代教育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同時奠定了當代日本人的文化根基。 附表１?寺子屋開辦數的變遷　 年　　　　　代 實　　　　數 每年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