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时期以来“城乡关系”变迁的一种文学表征.docVIP

浅析新时期以来“城乡关系”变迁的一种文学表征 　　“从基层而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逐渐“变身”的过程，是一个城市如何把乡村纳入自己轨道的过程。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城乡关系的变迁，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有力地介入了对于这一变迁的书写。本文通过对路遥的《人生》、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和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三部不同时期代表性小说文本的并置阅读，来系统考察新时期以来此类小说叙事是如何把城、乡、现代化、乡村学子等因素组织进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起一系列关于城乡关系变迁的进城叙事。 　　1977年恢复高考，重新为乡村学子打开了一条体制化的进城通道。30多年来，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进城乡村学子形象，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就是此类人物的肇始者，是他首先开启了1980年代乡下青年的城市之旅，而方方笔下的涂自强则是新世纪的“高加林”，当然其中也不乏一群过渡性的人物如蔡水清等。高加林、蔡水清和涂自强进城的时间依次相差十年，他们是各自年代进城乡村学子的侧影，高加林是在1980年代进城，而蔡水清是1990年代进城，涂自强则是新世纪进城的乡村学子，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场域，以乡村学子身份完成了“乡下人进城”主题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互动阐释。 　　一 　　如果将三部作品并置在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解读，我们可以很容易从三部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看出新时期以来城乡关系的变迁。《人生》是乡村与城市的“融洽期”，期间虽有差异，但总体如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的爱情一样，是和谐的。《雨把烟打湿了》是乡村与城市的“失衡期”，城乡差距变大，在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之下，蔡水清的“丁忧”之路隐喻乡村的落败。《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城乡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对于城乡关系的“反思期”，涂自强在“城”的面前一败涂地，“他从未松懈，却从未得到”。 　　《人生》创作的时间是1981年，从作品中的相关信息可以推断高加林的进城时间应该在1980年代的初期。对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路遥曾经这样说过“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从路遥的夫子自道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城乡之间的互动加剧，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的时期。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以前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矛盾得以缓解，城乡关系改善。《人生》中的高家村虽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从经济“二能人”刘立本“堂堂皇皇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农村经济的发展。 　　高加林作为联系城乡之间的纽带，在乡村和城市各有一段“女追男”式的爱情。如果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刘巧珍并非传统的乡村女性，而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乡村新女性。尽管不识字，但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她对于城市文明多少带有了“香雪”式的憧憬，她的择偶观与传统乡村女性不同，“公社的一般干部”和“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都不是她考虑的对象，“她决心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在与高加林的恋爱关系中，吸引她的正是高加林身上的“城市味”，这也许就是路遥所说的“农村生活的城市追求意识”吧，这种意识不仅“交叉地带”的高加林有，乡村女性刘巧珍也有，而城市女性黄亚萍选择高加林更是因为其“城市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的城乡之间虽有差异，但总体处于逐步缩小的趋势，城市和乡村在某些方面是有其一致追求的，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说此时的城乡关系处于“融洽期”。 　　《雨把烟打湿了》发表于2003年，初读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好人杀人的故事”。生活中的蔡水清是一个标准的好丈夫、好女婿、好父亲，工作中的蔡水清是一个市政府引进人才，如此完美的人缘何杀人?“进城乡村学子的身份”是破解整个杀人事件的符码。从小说的叙事可以推断，这是一个1990年代乡村学子的进城故事，与“城乡交叉地带”的高加林相比，蔡水清上了大学，通过体制获得了进城的资格。但此时的蔡水清已经失去了城市姑娘的青睐，小说中蔡水清只有一段城市爱情，是一场“乡”对于“城”的臣服式的“追逐”。蔡水清和钱红的恋爱和婚姻关系是1990年代城乡关系的注脚，我们从中可以很容易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城”在经济、文化上的霸权以及“乡”的落败。这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国家不仅在资源配置上向城市倾斜，而且“对三农实施了多取、少予的政策，特别是三统筹、五提留政策使农民负担直线上升，加之农产品价格涨幅赶不上农资价格涨幅，农民收入出现负增长。这一切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城乡发展出现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