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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法文本中“其他”的分类 　　我国现行刑法文本中总共使用了338个“其他”，分布在176个刑法条文之中，占条文总数的38. 93%。其中，总则部分在17个条文中使用了23个“其他”，平均每条出现1.35次:分则部分在159个条文中使用了315个“其他”，平均每条出现1. 98次。以章节论，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条文中出现的“其他”最多，有161个:以条文论，刑法第169条、第175条、第388条中出现的“其他”个数最多，每一条中都出现了7个:按照条文字数来计算“其他”出现的频率，刑法第175条之一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中“其他”出现的频率最高，平均每30.5个字中就包含一个“其他”。 　　面对刑法文本中如此庞杂的“其他”用语，为了学习与研究的方便，笔者将在本文中根据“其他”所起到的作用、其与前文所述事项的关系、其修饰对象的个数和其指代内容的内涵与外延四种标准加以划分。 　　一、定罪意义的“其他”、量刑意义的“其他”和定罪与量刑双重意义的“其他” 　　根据刑法文本中“其他”所指代内容是定罪事实还是量刑事实，可将其分为定罪意义的“其他”、量刑意义的“其他”和具备定罪量刑双重意义的“其他”。这是对刑法文本中的“其他”最基本的分类方式，因为刑法就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将刑法中的“其他”划分为用于定罪意义的和量刑意义的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进行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司法操作中，有极个别的“其他”既对定罪产生影响，又对量刑产生影响，故而就产生了既定罪又量刑双重意义的“其他”。这种划分方法有助于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不同案件事实的功能和作用，以便于更加合理的定罪和量刑，也有助于我们对刑法理论和刑法文本表述的合理性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 　　所谓定罪意义的“其他”，是指“其他”用语在刑法条文中所指代的内容是用来定罪的事实情况。如《刑法》第114条的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就是指放火、决水、爆炸及投放危险物质等方法以外的而且与这些列举的危险方法相当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而不包括与这些危险方法的危险性明显不相当的其他可能同样导致不特定人员伤亡或者公私财产损失的行为。这是并列式罪名法条中典型的定罪意义的“其他”。又如《刑法》第105条第2款的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款中的“其他方式”是与“造谣、诽谤”并列的定罪事实，是指与以造谣、诽谤的方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危害性相当的客观定罪事实，因而是定罪意义的“其他”。 　　所谓量刑意义的“其他”，是指“其他”用语在具体刑法文本中所指代的内容是用来量刑的事实情况。如《刑法》第192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条中的“其他严重情节”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都是量刑意义上的“其他”。其中“其他严重情节”是指与“数额巨大”具有相同或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的量刑事实情况，如多次集资诈骗、诈骗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致使投资者死亡或精神失常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指与“数额特别巨大”具有相同或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的量刑事实情况，如诈骗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造成特别巨大的经济损失、致使投资者多人死亡或精神失常等。因而以上两个“其他”均属于量刑意义的“其他”。 　　所谓具备定罪量刑双重意义的“其他”，是指“其他”在刑法条文中所指代的内容既在定罪时需要考虑，又在量刑时需要考虑。这种“其他”最多的是出现在前文中的必然相关使用现象中。例如《刑法》第231条的规定“单位犯本节第221条至第230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首先，本条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定罪意义的“其他”的范围。因为本节(扰乱市场秩序罪)的前述条文都没有规定构成单位犯罪的事实情况，而单位犯罪的前提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构成，所以本条为单位构成本节各罪提供了依据，进而也为“(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本节各罪提供了依据。更明确的说，这里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描述的定罪事实情况是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