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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对战后东北亚政治秩序思考的发展 　　抗战开始后，中国一直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最高目标。国民政府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外交活动，在国际舞台上阐述自己追求民族“自存”和与各国友好“共存”的和平意愿，以唤起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战争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方向发展，在德、意、日法西斯势力被消灭后，如何重塑世界秩序、捍卫世界和平，成为同盟国之间的重大议题。日本是侵略中国的元凶，自甲午战争以来，其侵略扩张不仅带来了割占中国领土、分裂中国国家的极大危害，也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因此，打败日本后，亚洲尤其是东北亚政治秩序如何构建的问题，摆在了同盟国尤其是中国面前。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领土、国家统一与安全，关系到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与持久和平，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为此，在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整体思考。1942年 1 月，外交部拟定解决中日问题以及东北亚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其总体指导思想是： 　　(1 )“对于既往之清算，以恢复甲午以前状态为标准，期我领土之真正完整，并维持太平洋之和平”。 　　(2 )“对于未来之规定，在不使军阀政治复活之条件下，尊重日本固有领土主权之完整”;同时，在与苏、美、英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为防止侵略国家之故态复萌，“对于日本主权之某一部(如军权)”和“日本之经济财政”权，予以特定限制。 　　(3 )对于日本侵略扩张所得领土予以剥夺，重新安排和建立。通过这些原则性的处置，以保证日本没有能力再实施对外侵略扩张或威胁，从而维护亚太和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就此与英、美展开交流，表达中国方面的诉求和主张，得到了罗斯福、丘吉尔的回应。如1942年10月7日，蒋介石通过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建议中美实施战后军事合作，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据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电告，罗斯福也亲自告知，在北非会议时，他与丘吉尔谈到战后问题时认为，“日寇所有岛屿，除其本国外，均应就同盟国警备立场支配之，台湾当然归还中国。将来太平洋警备权自应以中美为主体，在南太平洋由澳洲纽西兰辅助”。以此表达了对蒋介石建议的认可之意。此外，蒋介石还与他的美籍私人顾问拉铁摩尔讨论西太平洋领土事务与各国政治关系问题，并阐明中国的主张，希望通过其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蒋还在1943 年 1 月指示有关部门，将“对日本处分之方案与要求条件及其方针，制定方案，与英美俄分别接洽”。这些交流使盟国较好地了解到中国政府在构建战后东亚政治秩序方面的诉求和主张。众所周知，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和罗斯福就战后秩序建立问题更为充分地交流了看法，获得了很多共识，并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随后，中国政府积极将有关思考形成条文，拟具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遵办之条款草案》。这一草案在处置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吸收了苏、美、英等国对德意的处置条款，融汇了其中相同部分的思考，也突出了自己的重要主张。中国政府突出自己主张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有关领土归属的问题。此后，蒋介石又提出“为防止日本再兴军备，亦须管制其重工业及军用原料之进口”、“太平洋区域内宜有一区域组织以谋太平洋诸国家民族之共同利益及安全，惟此区域组织须受一般国际安全组织之控制，此区域组织之规模不必庞大，但须有能应付区域内发生侵略事变之最小限度的军事配置”，同时也提出国际对朝鲜实施技术援助等主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兹坦公告》向盟国投降，盟国对日作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抗战也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随后，中国对日受降、接收沦陷区和日军遣返、接收台湾澎湖均顺利进行，而美军对日本的管制以及盟国对日军军备处置等事项亦在不断地交涉和大体有效地实施之中。中国政府重视的东北问题因苏联方面的影响，虽然经历谈判和接收的波折，亦最终达成初步妥协。国民政府重视的朝鲜独立问题，因美苏两国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暂以“三八线”为界被分隔成南北两部分;而随着冷战的展开，各大国在处置日本事务上的分歧呈现扩大的趋势，更使国民政府一筹莫展。作为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与对日处置和构建东北亚政治秩序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政府和各界对此都十分关注。尤其是对日和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之后，更是备受国内各界及其舆论的关注。 　　1947 年 3 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东北亚处处长、日本问题专家博顿等奉命提出对日和约草案(亦称“博顿草案”)。3 月 17 日，麦克阿瑟出席东京外国记者聚餐会时宣称与日本媾和的时候已经到来，提出缔结对日和约，结束占领。由此，各国围绕对日和约问题势必开始新的磋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重新阐明自己对日处置和构建亚洲尤其是东北亚政治秩序的各项思考与诉求，十分必要。国民政府对有关包括对日处置内容在内的战后东北亚政治秩序构建的思考，从1942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