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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纵连横：秦国的对外发展战略 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基层乡里制度）、军功爵制度（激励机制）、经济制度（废井田民间可以买卖土地的土地制度、农田管理制度）等。但是，如果没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单打独斗之力吞并唇齿相依、命运相同的东方六国，也不是易事。六国合纵抗秦，对崛起中的秦国也构成了巨大威胁。 为了解除国家发展中的威胁，秦国采用了“连横”的外交策略。如派遣张仪出使楚国破坏齐楚的结盟。但是，连横只能破坏对方的结盟，六国的威胁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对六国进行打击是必然的选择，但打击的重点、次序和策略，是秦国外交战略中的重大问题。随着秦统一大业的逐步推进，秦国与六国关系也且行且变，因此，秦国对外策略有三次大的阶段性调整： 第一个阶段：秦惠文王时期。惠王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之策略。 第二个阶段：秦昭襄王时期。昭襄王实施远交近攻、蚕食诸侯之策略。 第三个阶段：秦王嬴政时期。嬴政用收买、暗杀和离间等手段来破坏六国人才之策略。 避其锋芒，避重就轻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十九岁的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秦惠王用魏人张仪为相，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等为将。惠文王连续攻击魏国，取阴晋、上郡、陕，又攻打韩国，取鄢陵。秦国的咄咄逼人，引起六国的恐慌，公元前318年，韩、魏、赵、燕、楚五国合纵伐秦。 恰在这时，“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巴、蜀两国相互攻击，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究竟是向东进攻中原，还是乘机吞并互相攻伐的巴蜀？这让秦惠王犯难。“司马错请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张仪与司马错发生了争执。秦王请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 张仪认为：“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三川指韩国的三川郡（得名于韩国境内河、洛、伊三水）。张仪的意思是，外交上与魏、楚连横，军事上进攻韩国的心脏地带，政治上威胁周王室（周王室就在洛阳，为韩国国土所围），挟天子以号令天下，“此王业也”。他还认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韩国的心脏地带三川、周室，就是天下之”朝”“市”，秦王不去争“朝”“市”，却去争戎狄之地巴蜀，“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坚决反对张仪的主张：“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他认为秦国力尚弱，不应该过于高调争“朝”及“市”。要富国就要扩张土地，要强兵就要富裕百姓，要统治天下就要广播恩德。国富兵强而广播恩德，自然而然就是“王”了。 远交近攻，各个击破 公元前307年，秦昭襄王即位，母后宣太后主政，宣太后异父同母弟穰侯魏冉辅政。在魏冉辅政期间，他推荐并重用名将白起，东征六国，屡建功勋。此时的秦国国运亨通、国势昌盛。史学家吕思勉认为，“秦之灭六国，盖始基于魏冉”公元前271年，魏冉主持秦国国政已经长达36年，又逢范雎入秦献远交近攻之策。 范雎原本是魏国大夫须贾的客卿，曾随须贾出使齐国，为齐襄王所器重。须贾怀疑范雎出卖情报求荣，伙同魏国国相魏齐迫害范雎，几乎将其殴打致死。范雎用装死逃过此劫，化名张禄，随着秦国使臣来到咸阳。 其时，穰侯正筹划派秦兵攻打齐国的刚（今属山东泰安宁阳县）、寿（今属山东聊城阳谷县寿张镇），以扩大其封地陶邑（今属山东菏泽定陶县）。逃到秦国的范雎设计向秦昭襄王上书求见。他在途中遇到秦王的车队，故意不加回避，吵嚷惊动秦王。范雎大声喊叫，秦国只有穰侯、太后，哪有什么秦王！这话正中了秦昭襄王的心病。于是，范雎被召入离宫。 范雎对秦昭襄王说：“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范雎认为越过中原临近的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遥远的齐国刚、寿地区，这是一个馊主意。当年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辟地千里，齐国得不到尺寸之地，却肥了韩、魏。为什么呢？因为相隔太远，鞭长莫及。“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 收买离间，破坏人才 秦王嬴政即位初期，吕不韦执政。秦王亲政后，清除嫪毐和吕不韦之党羽作乱，随后又下逐客令。 所谓逐客，就是把六国的客卿从秦国驱逐出去。起因不仅是吕不韦作乱，还因为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案。韩国不断被秦国侵削，韩王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前往游说秦国修建水渠，想用大型水利工程消耗秦国大量人力物力，拖住秦国东进的脚步，此所谓“疲秦计”。事发后，秦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加上吕不韦事件进一步发酵，秦王大怒，于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