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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方法 　　从公元600年到614年间，日本曾4次派遣遣隋使，从公元630年到838年，曾19次派遣遣唐使。围绕这一专题，至今己有不少研究论文发表。这些论文的题目大体上是遣隋使或遣唐使的活动内容，而对他们所带来的隋唐文物如何活用于后来的日本文化，则几乎没有人研究，故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在日本文化史上，遣唐使的废比被认为是从唐风文化转变到国风文化的主要原因。换言之，遣唐使的废比意味着唐风文化的结束和日本式文化-国风文化的抬头。另一方而，从公元645年大化改新以来日本政府积极接受的律令体制，在9世纪瓦解，然后以庄园制为基础的新国家体制(即日本学者所说的“王朝国家体制”)得到成立，因此从唐风文化到国风文化的转变也被认为是伴随着国家体制变动的必然现象。 　　然而最近围绕律令制的崩溃，有人提起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代表性的看法是吉田孝的“古典国家”论①。这种看法将从律令体制到平安时代国家体制的展开看作国家支配强化的一系列过程。具体说来，在日本律令制下所施行的“国郡制”，相当于唐的州县制。唐代的刺史与县令由中央政府所任命，与此相反，日本的国司虽是中央官吏，但郡司则由地方豪族所担任。也就是说，律令制的地方支配仍然依靠地方豪族，中央政府的支配还没达到地方的基层，这叫做“在地首长制”。但在9世纪律令制瓦解的同时，郡司势力逐渐衰退，国司掌握了地方支配的实权，将这个阶段的国司叫做“受领”。至此，中央政府的支配才达到地方的基层。从这个角度来看，律令体制不过是克服在地首长制、实现中央政府的全国支配的一个过程。 　　如上的典范转移发生的原因是，一直以来日本古代史研究以奈良时代(8世纪)为中心，但最近平安时代(9-12世纪)史研究显然发展，所以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过程变得很清楚。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典范转移同时要求重新研究从唐风文化展开到国风文化的过程。 因此，本文对古代日本人如何处理遣唐使所带来的文物，并且将其如何活用于日本文化的建立加以探讨，标题中的“类聚”是指日本人所采用的接受文化的样式。 　　一、重新定义“唐风文化” 　　日本古代文化史的时代划分如下:旧石器文化，绳文文化(距今13000年前一2300年前)，弥生文化(公元前3世纪一公元3世纪前半期)，古坟文化(3世纪后半期一7世纪)①，飞鸟文化((6世纪后半期一7世纪前半期)，白凤文化(C7世纪后半期)，天平文化(C8世纪)，弘仁、贞观文化((9世纪)，国风(藤原)文化(10世纪一11世纪前半期)，院政文化(11世纪后半期一12世纪)。 具体来说，飞鸟文化是指佛教传来(538年或是552年)以后的文化，白凤文化是指大化改新以后的文化，天平文化是指奈良时代即平城京迁都(710年)以后的文化。接下来的平安时代(794-1192 )的文化分为3个时期:平安前期的弘仁(810- 8 2 })、贞观(859-877)文化，其名来自磋峨、清和天皇的年号，平安中期的国风文化是指宇多(887-897年在位)、醒酗天皇(897 - 930年在位)以后的文化，平安后期的院政文化是指后三条天皇(1069-1072年在位)以后的文化。然后，进入武士政权的时代，镰仓文化(1192-1333)，南北朝文化(1333 - 1392)，室盯文化(1336-1573;北山文化、东山文化)，桃山文化(1568-1600)，江户文化1867;宽永文化、元禄文化、化政文化)以及近代文化(1867-1945)。顺便说一下，在日本学术界，将平安时代以前叫做“古代”，将镰仓时代以后叫做“中世”，将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叫做“近世”。 　　那么，在日本研究家说到“从唐风文化到国风文化”之时，“唐风文化”是指平安前期的文化即弘仁、贞观文化。这是因为磋峨天皇喜欢唐风，且在这个时期朝廷编辑“三大汉诗集”(《凌云集》,814年;《文化秀丽集》,818年;《经国集》,827年)的缘故。另外，因为在天平文化里有《万叶集》，在国风文化里有《古今和歌集》，这两者之间的弘仁、贞观文化里根本没有日文的诗集(和歌集)，所以平安前期被称为“国风黑暗时代”。 　　中国研究家的看法与日本研究家不同。如王新生《日本简史》将白凤文化、天平文化以及弘仁、贞观文化总称为“唐风文化。他的意思就是，这正是遣唐使时代(630-838)的文化。 哪个准确呢?笔者认为王说是对的。日本人所定义的“唐风文化”与在文学史上的“国风黑暗时代”是表里一体的，因为“国风黑暗”所以说“唐风”。然而从美术、工艺品看，飞鸟文化基本上是渡来人(从朝鲜半岛渡来的移民)的文化，白凤文化也以渡来人的技术为基础开始现出初唐文化的影响，至于天平文化，在代表此时的奈良东大寺、兴福寺等佛像或是正仓院宝物上，我们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