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兹谬误理论与当代主流谬误理论的比较.docVIP

伍兹谬误理论与当代主流谬误理论的比较 　　谬误(fallacies)这一和逻辑同样古老的研究主题的命运跌宕起伏。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谬误的基本研究纲领，《论辩篇》和《辩谬篇》被欧洲人发现和译介，曾铸就了谬误研究的中世纪黄金时期，弥尔突出归纳的完整谬误理论成为近、现代谬误理论的最后闪光点。随着逻辑的数学转向，从19世纪中期到上世纪70年代，谬误研究坠入大萧条时期。只是汉布林1970年发表《谬误》一书之后，谬误研究才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新篇章。建立现代水平的谬误理论既成为对标准谬误论的一种批评，也是当代谬误研究的远大目标。早先，加拿大逻辑学家伍兹与其学生沃尔顿首先应用现代逻辑的(尤其是非经典的)各种形式系统和方法研究谬误，形成了以逻辑多元主义、形式分析和实用主义为特征的伍兹一沃尔顿方法，曾代表上世纪80年代谬误研究的新阶段和新水平。不过，逻辑学的第二次重大转向一认知转向或实践转向催生了基于推理主体认知行为之实践逻辑的“认知经济的谬误理论”，这是伍兹对谬误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一、当代两种主流谬误理论 　　汉布林立足逻辑的现代发展评价整个谬误研究。一方面，谬误研究有其必要性，因为谬误分析引入了形式逻辑之外的重要考虑并补充形式逻辑;另一方面，以逻辑的现代发展水平来看，传统谬误论“太不成系统了”，我们根本没有谬误的理论!伍兹对汉布林立场的解读是:如果一种谬误的理论终究是可能的，那么，生产这种理论就是逻辑学家的工作。所以，启动谬误计划或工程是对逻辑的一个合理要求。恢复和发展谬误理论首先要汲取汉布林的建议:谬误理论应由现代逻辑的进步来引导，以主体为中心并对语境保持敏感性，透彻了解谬误史，对愚蠢、肤浅或极为显然的例子不要关注过多。当代谬误理论已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生成了丰富多彩的谬误理论，它们的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重点各有不同。强调对话和语用因素的谬误理论已成为当代谬误研究的主流，最具代表性的是范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创建的语用--辩证方法和沃尔顿的语用谬误理论。 　　1.语用--辩证的谬误理论 　　上世纪80年代，范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吸收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论、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洛伦岑的对话逻辑和巴斯、克雷伯的形式辩证法的新思想，创立了论辩的语用--辩证理论。有4本著作构成该学派论辩理论发展历程的关节点:《论辩性讨论中的言语行为:以解决意见冲突为导向之讨论分析的理论模型》(1984),《论辩、交际和谬误:一种语用一辩证的视角》(1992),《重建论辩性语篇》(1993)和《一种系统的论辩理论:语用一辩证方法》(2004)。反映最近发展的论著是《论辩性语篇中的战略机动:扩展论辩的语用一辩证理论》(2010)。 　　语用--辩证法认为，论辩不是逻辑推演结构、心理态度或认识信念，而是在推论性语境中具有特定交际功能的言语行为，因而论辩被理解为具有“四化”的语言使用形式:功能化(论证是通过言语处理意见分歧)、外在化(关切表达出来的意见和陈述即人们外在化了的承诺)、社会化(论证处于共同解决问题的社会语境之中，是交际的和互动的对话和交换)和辩证化(从批判性讨论的辩证程序出发来考察论证，人们参与解决意见分歧的受控过程，互相有责任遵守相应规则)。论辩是旨在通过提出一个命题群辩护或反驳一个表达为论点的命题，来使理性批评者信服该论点之可接受性的言语的、社会的和理性的活动。 　　批判性讨论包括4个阶段-对峙阶段、启动阶段、论辩阶段和终决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讨论规则制约，都包括批判性检验过程的必要步骤。这些规则可以概括为10条基本规则或戒律(禁止论辩性讨论或文本中妨害或阻碍意见分歧解决之行为的清单)原则上，每一规则都是批判性讨论的独立和不同的标准或规范。无论哪一方在讨论的哪个阶段违反其中一条或数条规则，都可能威胁意见分歧的解决，因而都是不正确的讨论步骤-谬误。谬误是分歧意见解决的一种妨碍或障碍，而每一具体谬误的本质取决于它妨碍这一解决过程的具体方式。谬误是违反一个或多个批判性讨论规则的言语行为，它妨害意见分歧的解决。当然，批判性讨论规则所提供的规范仅仅适用于以解决意见分歧为主旨的语篇。 　　最近，范爱默伦等通过引入“战略机动”(strategic maneuvering)的概念(论证者不断努力协调说服效力与合理性，即整合修辞视角和辩证视角)来延伸语用--辩证方法。这个“战略机动”旨在减少“辩证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目标与“修辞的”效果(effectiveness)目标之间潜在的紧张状态。假若一方出于说服对手的目的而允许他推翻对论辩行为的批判性交换的承诺，那么战略机动就“出轨了”。此时，千方百计实现修辞目标占了上风，但以牺牲实现辩证目标为代价。由于战略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