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类学人类学学者徐新建访谈录 .doc

走向人类学——人类学学者徐新建访谈录 徐杰舜 内容提要 我们现在走向的人类学已经是逐渐在中国语境中本土化了的人类学。它具有两个功能:一是服务于中国本土的发展;二是在学科意义上参与到世界人类学的对话之中。 关键词 人类学;中国;本土化;文学人类学 徐杰舜(以下简称杰) :徐新建教授今天很高兴在相思湖旁采访您,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科背景。 徐新建(以下简称新) :今天接受您的采访有两个意义:一是作为多年同行和朋友间的对话,另外则是对《广西民院学报》系列访谈的参与。我觉得这个系列访谈已逐渐成为国内相关学界沟通、互动的品牌。我对它的组织者心怀尊重。在我看来,创意、组织和策划是学术表达的另一种方式,亦即古人所谓“知行合一”的体现。 杰:我们这个访谈已经作了30 个人了。包括了海峡两岸三地的各个有关方面的人类学家。包括具有国际权威声誉的李亦园院士,但是我们也有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像当时刚刚毕业的孙九霞,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所以李先生认为我们这个访谈是中国人类学的口述史,方李莉认为这是中国人类学的族谱。所以我很想把这个访谈继续做下去。你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回来,而且又是文学人类学的领军人物,所以今天就想请你把你的学术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 新:我个人“走向人类学”的经历,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小时候喜欢音乐,先学竹笛后学提琴——学五线谱、拉西洋曲。现在看来,似乎很早就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转变。“文革”期间没书读,但普及“样板戏”的需要却给一代人提供了投身艺术的机会,同时也在闭关自守的封锁中留下了“洋为中用”的空间。考上大学后,改行学中文,兴趣又转移到文学和理论,同时开始关心艺术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以及中国与西方的比较。这时,“文学”成为继“音乐”之后我的第二个梦。当时的校园文化很活跃,我们办刊物、搞沙龙,还以(19) 77、78 和79 级的同学为主成立剧团。我当导演,每学期都排演话剧,其中一些很“先锋”,还得了奖。最后又拍电视剧作为毕业论文,在为学科与专业的合理性而力争说服导师方面,费了不少口舌。那个时候对艺术期望很高,认为国家的兴旺在于文艺的复兴,人生的志趣在于审美。朋友们之间流行的一句话是:“一百个拿破仑抵不上一个贝多芬”。 杰:那你怎样转向人类学的呢? 新:毕业后我分配到文化部门工作,然后考进社科院。经历从机关到基层、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向,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必须在了解海外的前提下立足本土,于是研读比较文学并逐渐走近人类学。机关的两年,对我来说等于在“上层建筑”里获得一段亲身的观察、体验,切身感受到社会的分层、权力的作用和书生的幼稚。那时对天天都要接触的一个事物体会很深:文件。我们在大学里曾花费大量时间学文论。然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文艺实践来讲,从深处影响文艺运转的其实是文件——文件传达国家的文艺政策、规定社会的精神方向。比起学者们费力撰写的大量表面文章,无论“推动”还是“阻挡”,文件都更直接地左右了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1985 年进入贵州社科院文学所,从职业上来说,就变成了职业的文学研究者。贵州地处西南,是多民族省份。我们的研究必须面对本土,面对地域性文化和多民族传统,同时还必须关注现实。在所谓的“学科意识”方面,我们不像大学,不崇尚纯理论,反感空谈,侧重对当下“活文化”的研究,倾心于“经世致用”。这一点使我在后来很容易跟叶舒宪提倡“破”学科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既关注学科、学理,但更看重对其的突破和超越;以社会问题和历史进程为对象,而不是以学理为归宿,更不以学科为牢笼。在这方面,比起其他的现有学科来,人类学似乎更具有“科际整合”以及“知行合一”的特点和优势,所以就吸引了我们向它走近。举个例说,在贵州研究苗族文学,涉及到文学、少数民族文化,涉及到贵州的地方史,民族关系史,每一方面都涉及到不同的学科;如果孤立地分开来做,不仅做不好,还可能使对象遭到肢解和割裂;只有把这些学科打通,你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分析和描述苗族文学。其他如研究傩戏也好、侗歌也好,甚至研究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涉及到多学科的关联整合。所以在贵州,在西南,地域性的文化特点促使人们在学术研究上所形成的特点,首先就是多学科、跨学科的意识和心态。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面向田野。这个面向是必然的。在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里,你的第一手材料,显然不是来自于文献。并且我们也不以制造理论为第一目的,而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去研究现实。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常年在基层走。贵州81 个县。一位老先生对我说,这81 个县你至少要走完一半才能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者而言,能背多少书都没用, “走向田野”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走了也不觉得稀奇,不值得荣耀。在那个圈子里,你要是没走过田野,根本没有发言权。这样, “多学科”和“走田野”就把我们的研究与人类学很自然地连接起来。 杰:你那个时候走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