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龙-“国学”研究与文化转型.docVIP

本文载《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年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胡军、孙尚扬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12 当今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不同层面的文化研究，其成果直接或间接给予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走向世界以学术支撑，尤其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在学术领域启动的“国学”研究，旨在探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应自觉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因启动“国学”研究的“国学热”传承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理所当然地要结合上个世纪前期西学东渐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化走向及其坎坷历程，对文化转型的历史经验教训从学术上作更为深入的探究。对此，汤一介先生在论及“文化热”与“国学热”时，既明确指出：这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全面的现代化’，不仅科学技术要现代化，而且政治、文化也应现代化。我们希望的是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能同步从前现代进入现代，并没有想要‘跳过’物质文明，直接涉入体制，而紧接着便落实到文化层面；更没有希望文化可以医治‘百病’的地步。”又尖锐指出：80年代“文化热”所“面对的是如何打破多年来教条主义极左思潮独领风骚的局面，推动中国文化朝着有利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并和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接轨”，因此“对80年代的‘文化热’所取得的成果的否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进而坦诚而直率地警示：当今的“国学”研究，“仍然不能忽视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极左教条主义的影响”，如“企图人为地把社会主义新文化与‘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企图把学术研究又重新纳入意识形态之中”，“这无疑是违背‘百家争鸣’的方针的”。 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五十周年，反思1949年建国以来，主要是“文革”及其以前教条主义阻滞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教训，对汤先生这些切中要害的评论深有同感，启发我就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拓展“传统”现代解释的多元视野，略述浅见。 教条主义阻滞文化转型的教训 教条主义对政治决策的危害性，似早有共识，毛泽东曾把延安整风称为反对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时，周扬还把政治上两次反对教条主义：延安整风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启动真理标准讨论，称之为继“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的确，从广义的文化观来看，后两次“思想解放”也具有文化上的“启蒙”意义，但毕竟着重于政治决策上反对教条主义，对文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如作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延安整风，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然而，建国初期，在文化走向上却与之相逆，旧的教条主义对学术理论研究的影响未及消除，“向苏联学习”、“一边倒”政策又引进了斯大林式教条主义，并通过“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给“文化”以至整个知识界、学术界套上阻滞文化转型的新的“紧箍咒”。这种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顾学术的特殊规律，把学术与政治等同，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对学术进行粗暴的行政干预，只推崇一种学派、压制另一种学派。建国初期即以此路向导引“政治批判”介入并破坏学术，直到1956年，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出旨在摆脱斯大林式教条主义束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因其切中教条主义独领风骚、搞一言堂阻滞科学和文化发展的要害，而得到整个知识界、学术界的热烈响应，很快掀起反对教条主义的热潮。试想，如果有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氛围，教条主义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会严重束缚研究者的头脑，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果真如此就不是教条主义了，教条主义之所以是教条主义就在于它把学术意识形态化，通过扼杀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压抑研究者奠基于独立人格的创造性思维而阻滞文化的现代转型。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的是1956年整个知识界、学术界响应“百家争鸣”号召掀起的反对教条主义热潮，不到一年，刚出现 “启蒙”征兆，即被“反右”和“文革”延续了整整二十年的极左政治风暴摧毁。当年，提出双百方针之初，出现反对教条主义的“启蒙”征兆比比皆是，绝不限于少数学科，只是原受教条主义伤害比较突出而研究者又纷纷有所悟的学科，颇为瞩目。其中，北大哲学系召开的1957年1月22-26日“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具有代表性，从1957年7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来看，其“启蒙”征兆明显。 首先，自主选择反对教条主义的主题，“独立人格”萌动。《专辑》汇集45人撰写的55篇文章，每篇文章都从作者各自的视角道出了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共同愿望。他们亲有体验，前几年因“政治批判”介入学术，教条主义作祟无阻，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被教条化并捧为最高“权威”，导致混淆学术和政治，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真理和谬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并当成一一对应的“政治标签”予以牵强附会或削足适履地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