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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 　　摘 要：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研究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问题。针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落后和宗族势力对乡村治理影响过大、村民参与度不高、经济建设落后和乡村治理效率低、乡村治理的公平性不足、经济成果分享满意度不高等问题，根据包容性增长的特点，提出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公平性、参与性、利贫性、可持续性的对策。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民族地区；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33-05 　　乡村治理通常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等乡村其他权威机构，为了维持乡村的正常秩序，促进乡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以及历史经验和传统习俗等，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其实质是乡村多元主体共同公共管理乡村事务的过程。乡村治理的好坏体现了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和管理能力，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现行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所以致使很多问题滋生。乡镇政府的职能条块分割，乡镇人大无实质权力，政府工作人员数量太大，财政难以负担；而且他们综合素质低，工作效率差，制度化程度低，工作热情不高，体现出寻租性的特点[1]。 　　在现有条件下，由于民族地区没有特殊优势，推进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由于我国民族地区民族、历史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等原因，造成了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欠发达待开发区域。再加之遗留下来的人口素质、要素禀赋问题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等前因的影响，民族乡村地区的发展十分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区域之间差距扩大，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面临更严重的困境。本文试图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探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 　　一、包容性增长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 　　1.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是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近十年国内学者已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朱宏伟、米月新、汪雪阳对包容性增长提出的背景、概念和内涵、包容性增长的意义、面临的问题、实现的路径以及包容性增长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2]。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十分丰富，总的来说，包容性增长具有公平性、参与性、利贫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3]。包容性增长其实质就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更加重点关注经济增长质量。增长不仅应该持续快速，而且应该建立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建立在基于大多数劳动力并且惠及大多数劳动者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关注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包容实质就是要更加注重公平、共享，给予所有社会成员利用发展机会的权利，赋予全体公民参加增长过程，并得到合理社会福利的增长方式。而安全则指的是改善因为发展干预政策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风险管理。刘长庚、田龙鹏、陈彬认为，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均能显著提高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4]。文雁兵提出了制度性贫困概念，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减贫模式。应对依靠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从上而下”的传统减贫思路进行拓展，充分重视依靠自生能力和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的减贫新思路，两种减贫思路相结合的包容性增长减贫新模式是缓解制度性贫困的有效途径。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包容型政府[5]。 　　2.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国内学者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已进行了较多有益的探讨。彭国胜认为，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结构取决于民族地区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正是民族地区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最终决定着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乡村治理功能的实现。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已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巨大的改变。社会结构变迁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应该全面提高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6]。 　　张昆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对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创新性提出了新的意见。他认为，信息传播是政治社会产生的前提，它为政治的发展提供着必不可少的信息资源，它能够促进公民政治意识的形成，调整公民的政治行为。所以，信息媒介可以被看作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7]。 　　郑茂刚指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应该建立在尊重当地民族居民首创精神的基础之上，才能促使当地农民接受基层民主的推广。另外，必须注意到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才能充分调动村民积极地参与到基层民主中来。而且，我们还应该重视当地民族长期的治理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因地制宜发展当地基础民族。最后，绝对不能忽视当地村规民约的传统，尤其民族村落更有其独特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适应当地需要，改善民族乡村基层民主形式[8]。 　　张巨成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