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晚明古官称印流行现象.doc

试述晚明古官称印流行现象 晚明书家，喜欢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上加钤代表其身份的官称印，如董其昌有“太史氏”（图1）、“知制诰日讲官”、“大宗伯印”、“宗伯学士”、“青宫太保”等印。这些用于印章中的官称以翰林与六部官为主，且大多不是明代实行的职官，而是与之相应的古代（主要是周代和汉代）官称，因此其性质仍然属于私印，可以不受当时官印制度的约束和限制。印章在古代本有官私之分，官印刻官职名称，私印刻私人姓名字号等。也有将官职连同姓名刻在一起的，如汉代的“緁伃妾娋”玉印，这是我们所能见到将官称刻在私印中的较早的例子。到了三国时，魏武帝《选举令》规定“魏诸官印各以官为名印”，将官职与姓名联在一起而著为令，但这类印章传世不多，如顾从德《集古印谱》卷一有“裨将军张赛”印，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有“尚书散郎田邑”、“隃麋集掾田宏”等印；[1]这些都是在私印中用当时实行的官衔，也可以不受官印制度的约束。官印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有很严格的规定和统一的制度；西汉初年，还基本沿袭秦朝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2]到了汉武帝时，印章制度就更加完备，凡名称、质料、钮制、绶色、尺寸等，都有一定的等级规定。后世对印制虽有所改变，但其所代表的等级制度与等级观念则根深蒂固，一直沿袭不变。到了明代，官印更是等级森严，规制繁琐（详见《明史?舆服志》四）。 晚明文人、书家在书画上加钤可以直接反映其身份的官称印，成为一种风气。这些官称印在今天为我们判断某个书家书法风格的嬗变、分期和无年款书法作品的系年以及鉴定真伪提供方便。以王铎为例，王铎有“太史氏”、“少宗伯印”、“宗伯学士”、“大宗伯印”、“文渊太傅”等印，按：“太史”在西周、春秋时掌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等，到了明代，因修史之事归于翰林院，所以翰林官也有 “太史”之称。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称：“修史之职，后世皆先归著作局，继归史馆。宋之史馆始置编修、检讨官，而明、清之翰林院亦置编修、检讨，于是影响附会，亦称翰林官为太史。” [3] 王铎于天启四年（1624）授翰林院检讨，则其作品上钤“太史氏”印当在此之后。[4]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按《明史?职官志?礼部》称：“周宗伯之职虽掌邦礼……至合典乐典教，内而宗藩，外而诸蕃，上自天官，下逮医师、膳夫、伶人之属，靡不兼综，则自明始也。” [5]所以明代也以大宗伯为礼部尚书的别称，而礼部侍郎则称少宗伯。（明代笔记中往往又以“春卿”作为礼部尚书的别称。）宗伯为六卿之一，品秩和地位很高，所以王铎在任礼部右侍郎（正三品）后，就改用“少宗伯印”。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王铎受命南京礼部尚书（正二品），旋又改用“大宗伯印”。而“文渊太傅”为福王朱由崧所封，时间更晚。王铎半生的仕宦经历，都反映在这几方印中，划然分明。 古官称印在书法鉴定中的意义也很大，由于作伪者往往对古官称以及作伪对象的仕宦经历不了解，而在伪作上随便加钤与作者身份不相符合的古官称印，我们可以以董其昌的几件作品为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行书《白羽扇赋》轴[6]（图2），自署“壬申秋月书”，钤“青宫太保”朱文印。壬申为崇祯五年（1632），而董其昌是在崇祯七年“诏加太子太保致仕”的，（按太子居东宫，东方色尚青，所以也称东宫为青宫，青宫太保即太子太保的古称。[7]）则董其昌此印应该在崇祯七年（1634）致仕后始用，不能见于其两年前的书法作品上。有趣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董其昌行书《白羽扇赋》卷，已被李慧闻质疑为伪作。[8]又如《书法》2007年第11期彩版所刊出董其昌《行书诗卷》（绢本，纵26厘米，横197厘米），自署书于丁巳季秋，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并钤“董印其昌”朱白相间印与“宗伯学士”白文印。董其昌于天启三年（1623）擢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则其作品上钤“宗伯学士”印当在此之后，而不能早在万历丁巳（1617）。按浙江博物馆藏王铎《草书临阁帖卷》，同时钤“宗伯之章”与“少宗伯印”。此作自署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王铎于崇祯十一年五月廿六日任礼部右侍郎，至崇祯十三年九月任南京礼部尚书，则其书此卷时，还是礼部右侍郎，即“少宗伯”，而他在作品上已经用“宗伯之章”，可见在当时礼部侍郎亦可称宗伯。以此为例，则董其昌“宗伯学士”印，最早不能早于天启三年（1623）。当然，印章只能作为书画鉴定的一个参照的依据，因为有的印章也可能是书画商为了抬高书画作品的身价而加钤的，或由作者在后来补钤，在鉴定的过程中还须仔细辨别印章及印色等。 明清两代文人用古官称印的例子很多，此处不能一一列举，笔者将在另文《明清古官称印举例》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