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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利心和关系网 　　中国人对势利的认识非常深刻，很多俗话反映了这一点，如“虎落平阳被犬欺”、“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等等。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完全取决于个人成就――主要指经济方面的成就，所谓“财大气粗”是也。“经济成功”被视为一个人人生最大的成功，如果你在人生的其他方面都很成功，而偏偏在经济上是一个失败者，那么你毫无疑问就是个失败者，并且，你将难以抵挡这样的拷问：“既然你在其他方面都很成功，又怎么会在经济方面失败呢？” 　　因此，在这个社会里，贫穷的感觉就是“痛苦加羞辱”，官员也不例外。因此，有些官员虽然手握大权，如果不能拥有很多钱财，照样会觉得低人一等，并感到焦虑。 　　在毛泽东时代，体力劳动者的地位还是无上光荣的，现在却完全颠倒过来了，一个“只会出苦力”的人不仅只能获取微薄的收入，而且还要受到人们广泛的嘲笑，连一般的尊严与舒适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因为社会衡量成功的标准只有两个：金钱和社会评价。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为了在这个等级社会里稳妥地获得或保持一个自己渴望的位置，庶民是这样，商人是这样，官员也是这样。 　　有权有势的人要寻找完全匹配自己身份的利益筹码，腐败由此而生。某些贪官的胃口为什么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对社会势利的体会比一般人更刻骨铭心。许多贪官的焦虑，是从发现周围的商人拥有自己所没有的富足开始的。所以，当有机会捞钱的时候，他们很难禁得起诱惑。 　　锒铛入狱的贪官们会在忏悔书里说，如果从头来过，他们绝对不会禁不起诱惑的。但在一个充满诱惑而权力缺乏监督的环境中，一定单位面积的腐败是必然会发生的，区别只在于发生在谁身上而已。 　　因受贿罪被判14年有期徒刑的河南省西平县委前书记王廷军说：“开始别人给我送钱时，我都是严词拒绝。行贿者碰了钉子后就改变了策略，托我的亲戚、同学、朋友来说情，这样我就不便当面拒绝，先让人家把钱放着，说等有时间再退给他，但时间一长感觉没啥问题，就再没退给别人，这就叫缓收。到后来，别人知道我平时不收礼，于是就利用春节给我拜年的机会送礼。为了达到送礼的目的，这些人把钱放在茶叶盒里、衣服袋里、水果箱里。我最终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 　　最后，王书记变成主动地要钱了。官员和行贿者，终于站到了统一战线，变成了同一阵营，他们皆大欢喜。 　　势利者最关注的无非是权力，一旦权力的分配发生了改变，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亦会迅速随之改变。 　　关于这一点，王廷军书记也深有体会。他在忏悔书里写道：“那些为了一时之利在我面前极尽奉承谄媚的人，在我出事后没有几个能来看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可见一斑。”“我因为贪婪，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这也罢了，谁让我是罪犯呢？可是，我留给亲人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从此，我的后辈晚生在选择职业时将受到限制，已从政的人前途将受到很大影响……” 　　如上所述，“身边的腐败”频发，势利心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关系网”的危害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熟人网络星罗棋布，“搞关系”势在必行。但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以及网络的飞速发展，现代社会更像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本应不靠“关系”而靠“规则”来打交道。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搞关系”之风却愈演愈烈，这是为什么？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搞关系”可以看做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并且它的“投入产出比”有时是惊人的。 　　“搞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转移支付”，通常体现为私人钱物与公共资源的交换。“搞关系”者对“关系”的占有人所奉献的代价，不会为社会的其他成员所得到，它所造成的是“社会净损失”；而法纪机关对于违法者惩罚所得到的罚款等收益，也很少提供给其他社会成员――也就是说：惩罚既有损违法者，而又无益于其他社会成员，这也是人们对于“搞关系”持较宽容、默认态度的一个原因。 　　在形形色色的“搞关系”活动中，有多少是法律可以容忍的，而又有多少是应受到惩罚的？这中间存在大面积的“灰色地带”。由于这个“灰色地带”的存在，违法可能不受到追究，或追究的成本过大，因此导致个人受到定罪或惩罚的可能性减少，这也必然导致仿效行为的大量出现，“身边的腐败”也由此而频发。 　　目前的法律精神是，对法庭判有“行贿受贿”罪之人的惩罚行为足够严厉，但对揭露和认定犯罪的可能性取值很低，对大量轻微违法行为和轻微犯罪的惩罚付之阙如。部分原因是：增加定罪可能会明显占用公共资源，而预期收益不会有立即而明显的增长，因此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 　　仅仅对“搞关系”予以道德谴责是无力的，也是无用的。只有公开、合法的活动能够达到目的，人们才会减少对不正当的“搞关系”活动的冲动和依赖，而且能够普遍提高遵纪守法意识。此外，法纪、新闻等部门对其进行有效的发现、揭露和惩罚，由于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