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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徐珍华谈转折还是选择--如何估计1956-1957年的中国 　　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其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这两年的反差极大。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领导人虽经历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 　　所谓希望，是说1956年初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以后，中共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动员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目标是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富强、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提出的宏伟理想和奋斗目标，国人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所谓思考，是说当中国宣布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针对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批判，特别是揭露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在创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时所犯的种种错误。苏共中央的创举令很多共产党人深思：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是不是正确的或唯一的社会主义样板？苏共提出的问题更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选择，是说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掀起的震动社会主义阵营的风浪刚刚停息，1957年夏季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又把整个中国社会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共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法宝”，使人们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其结果，“百花齐放”变成一花独放，“长期共存”变得名存实亡。知识分子消极了，民主党派沉默了，肯于思考、热心报国的人群失望了，全国上下万马齐喑。为了巩固政权，中共最后决定还是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并以此作为执政党今后的行动纲领，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由此确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 　　为什么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会转变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本书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笔者的思考和写作，追寻了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估计。作为一个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这是中共在1956-1957年所面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认识和估计的结果，构成了他们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 　　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原本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境界的一个大体设想，后来经列宁和斯大林的实践，逐步形成了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有共产党人便以此为奋斗目标。因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按照共产主义的理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败落的思考，以及同黄炎培关于国家兴亡周期律的讨论，充分表明他对政权得而复失这一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高级干部内心考虑问题的思路，根本上还是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和“打天下、坐天下”一套理念的支配。革命具有惯性。中共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这种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必然采取革命的方式巩固政权，改造社会。借助朝鲜战争的特殊环境，通过武力镇压和群众运动的手段，中共基本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几个主要任务：清除反动势力、变更所有制、改造社会及国民的思想。 　　到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制性质变了--官僚买办经济、地主经济和资本家经济已不复存在，社会成分变了--暗藏的特务和反革命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富农正在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也就是说，国内的敌对势力基本不存在了。这时，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大多数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也对共产党人心悦诚服，认为他们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连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针，甚至考虑采取某种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在这个基础上，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