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浅谈.docx

【国学常识】《春秋》与《左传》浅谈杨伯峻一、《春秋》的名义“春秋”是各国国史的通名，如《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意思是羊舌肸（叔向）这个人，熟悉各国史书。《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春秋》又是鲁国史书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冬”四季叫作“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由来罢。现在，自秦以上，除鲁国的《春秋》还较完整地存在外，若把《尚书》中的若干篇文献不算，不用说西周、东周，就连春秋、战国的各种史书（《战国策》很难说是史书），都不存在了。西晋初，在魏襄王墓中所发现的晋国、魏国史书，后人取名叫“竹书纪年”的，今天也只存在一个拼凑起来的残本。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君主，计二百四十二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氏经》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二、《春秋》作者《公羊传》、《谷梁传》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写“庚子，孔子生”，《左氏经》虽然没有这一条，但于哀公十六年写“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可以想象《春秋》和孔子有一定关系。但孔丘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也不会写某日生，这一“生”一“卒”，自然不会不会是孔丘自己的笔墨。却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春秋》是孔丘所修，《公羊传》甚至说有未曾经过孔丘修改的原本《春秋》，叫“不脩春秋”。现金的《春秋》，则是经过孔丘所修改过的。孟子甚至说，《春秋》是孔丘著作的。这些都是不可凭信的推测之辞。我们研究《春秋》本身，发现它前后笔调不一致，可以说是体例不纯罢了，略举下列几点作为例证。（一）在隐公和桓公时，若不是鲁国卿大夫，无论国际盟会或者统军作战，都不写外国卿大夫的姓名。到庄公二十二年，《春秋》才写“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大夫结盟写出外国卿大夫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写“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横雍”，这是盟会和外国的卿大夫都写出姓名的开始。（二）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四公时，外国卿大夫统军出外征伐，都只称“某人”（即某国人），如隐公二年：“郑人伐卫”。到僖公十五年，才写“公孙敖（鲁之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写“诸侯之大夫”，还不写出大夫的姓名；到文公三年，才写“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写明了外国统帅姓名；到宣公六年才写“晋赵盾、卫孙免侵陈”，两国率领军队之卿大夫都写出。直到成公二年，鲁国及各国统帅都历历写出：“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四人皆鲁大夫）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故国统军之官都一一写明。（三）在僖公以前，《春秋》多称某国君为某人，不称某侯。如隐公十年：“翚（公子翚，鲁卿大夫）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从传文，经所谓“齐人”，就是齐僖公；“郑人”，实是郑庄公，但不书“齐侯”“郑伯”。僖公以后，仅秦、楚两国之君有时称“秦人”、“楚人”。宣公五年以后，就是秦、楚两国之君也不称“人”，而称“秦伯”、“楚子”。这类例子还很多，这是古人所谓“书法”。书法的意义何在？前人说孔丘意在“寓褒贬，别善恶”，但深入研究，并不如此。只是因为时代推移，太史有死者，有继承者，因此各不相同而已。古本《竹书纪年》，是晋国、魏国的历史文献，西晋的杜预亲自看见刚出土的竹简，在其《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说：“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唐代刘知几也看到这书，在《史通·惑经篇》中也说：“《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就《公羊传》和《谷梁传》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所极度推崇的僖公十六年《春秋》的“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的一条说，不过记载那天宋国有陨星，落下五块石头罢了。这种措辞构句没有什么奇怪，而《公羊传》等却越说越离奇，董仲舒认为这是“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其实，根据《史通·惑经篇》所引《竹书纪年》，也是“陨石于宋五”。可见这是宋国的天象，宋国把它通报诸侯，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尝是孔丘的笔墨？《礼记·坊记》曾经两三次引用《鲁春秋》，就似乎《公羊传》所谓“不脩春秋”，也和今天的《春秋》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认为下列诸人的说法是正确的：孔颖达《左传正义》说：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弑君者皆不书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