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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择端的春天之旅 　　张择端在12世纪的阳光中画下《清明上河图》的第一笔之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为这座光辉的城市留下了最后的影像。 　　张择端有胆魄，敢画一座城，而且是12世纪全世界称得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今天的美国画家，有胆量把纽约城一笔一笔地画下来吗？当然会有人说他笨，说他只是一个老实的匠人，而不是一个有智慧的画家。一个画家，不应该是靠规模取胜的，尤其是中国画，讲的是巧，是韵，一钩斜月、一声新雁、一庭秋露，都能牵动一个人内心的敏感。艺术从来都不是靠规模来吸引人的，但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规模，如果规模大到了描画一座城市，那性质就变了。张择端是一个有野心的画家，《清明上河图》证明了这一点。 　　时至今日，我们对张择端的认识，几乎没有超出张著跋文中为他写下的简历：“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他的全部经历，几乎只有这寥寥16个字。除了东武和京师（汴京）这两处地名，除了“游学”和“习”等几个动词，我们再也查寻不到他的下落。我们只能想象，这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他。终于有一天，春花的凋零让他感到莫名的惶惑。他拿起笔，开始了他漫长、曲折、深情的表达，笔墨洇开的地方恰恰是艺术的开始。 　　有人说，宋代是一个柔媚的朝代，没有一点风骨。在我看来，这样的判断未免草率。如果指宋朝皇帝，基本适用，但要找出反例，也不胜枚举，比如苏轼、辛弃疾，比如岳飞、文天祥，当然，还须加上张择端。如果内心不强大，支撑不起这一幅浩大的画面，零落之雨、缠绵之云，就会把他们的内心给塞满了。 　　张择端要以自己的笔书写那个朝代的挺拔与浩荡。即使山河破碎，他也知道这个朝代的价值在哪里。宋朝的皇帝控制不住自己的天下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张择端，却凭他手里的一支笔，成为那个时代里的“霸王”。 　　这一次，画的主角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他们的身份，比以前各朝各代都复杂得多，有抬轿的、骑马的、看相的、卖药的、驾船的、拉纤的、饮酒的、吃饭的、打铁的、当差的、取经的、抱孩子的……他们互不相识，但每个人都担负着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心境、自己的命运。他们拥挤在共同的空间和时间中，摩肩接踵，济济一堂。于是，这座城就不仅仅是一座物质意义上的城，而是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 　　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知道，在道路的每一个转角，会与谁相遇；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下一段旅程；没有人知道，那些来路不同的传奇，会怎样混合在一起，糅合、爆发成一个更大的故事。他画的不是城市，是命运，是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画中的那条大河（汴河），正是对于命运神秘性的生动隐喻。 　　这幅画的第一位鉴赏者应该是宋徽宗。当时在京城翰林画院担任皇家画师的张择端把它进献给了皇帝，宋徽宗用他独特的瘦金体书法，在画上写下“清明上河图”几个字，并钤了双龙小印。他的举止从容优雅，丝毫没有预感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这幅画，都从此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旅途。 　　北宋灭亡几十年后，一个名叫张著的金朝官员在另一个金朝官员的府邸，看到了这幅《清明上河图》。尽管它所描绘的地理方位与文献中的故都不能一一对应，但张著对故都的图像有着一种超常的敏感，就像一个人，一旦暗藏着一段真挚浓厚又刻骨铭心的深情，对往事的每个印记，就会怀有一种特殊的知觉。北宋的黄金时代，不仅可以被看见，而且可以被触摸。他在自己的跋文中没有记录当时的心境，但在这幅画中，他一定找到了回家的路。他无法得到这幅画，于是在跋文中小心翼翼地写下“藏者宜宝之”几个字。 　　金朝没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它灭掉北宋一百多年之后，就被元朝灭掉了。《清明上河图》又作为战利品被卷入元朝宫廷，后被一位装裱师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盗出，几经辗转，流落到学者杨准的手里。不过，它只在杨准的手里停留十几年，就成了静山周氏的藏品。到了明朝，《清明上河图》的行程依旧没有终止。宣德年间，它被李贤收藏。弘治年间，它被朱文徵、徐文靖先后收藏。正统十年，李东阳收纳了它。到了嘉靖三年，它又流转到了陆完的手里。 　　它变成了一只船，在时光中漂流，只是那船帮不是木质的，而是纸质的。它宣告着河水的训诫，表达着万物流逝和变迁的主题，自身却成为不可多得的例外。纸的脆弱性和这幅画的恒久性，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也构成一种强大的张力。一卷普通的纸，因为张择端而修改了命运，没有加入到物质世界的生死轮回中。 　　张择端不会想到，命运的戏剧性，最终不折不扣地落到了自己的身上。 　　没有人知道张择端的结局，他的结局被历史弄丢了。自从他把《清明上河图》进献给宋徽宗以后，他就在命运的急流中隐身了，在他人的记载中消失了。在各种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是，汴京被攻下之前，张择端夹杂在人流中奔向长江以南，他和那些“清明上河”的人们一样，即使把自己的命运想了一千遍，也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流离失所。也有人说，他像宋徽宗一样，被粗糙的绳子捆绑着，被人连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