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艰苦旅行”考察.docVIP

川西“艰苦旅行”考察 　　2013年7月8月间，笔者沿国道318和稻亚线对“艰苦旅行”进行了探索。通过这样的探索，笔者拟从4个不同的视角来思考川西乃至全国在当下的许多问题。 　　“艰苦旅行”是指徒步、骑自行车旅行，或是乘坐长途客运汽车在崎岖山路上旅行，在旅行过程中夜宿自行携带的帐篷或青年旅社大铺（每床位约30元），途中自备干粮。艰苦旅行不包括自驾游和旅行社包团游。 　　川西主要指四川阿坝、甘孜、凉山。青海、西藏、云南等地也有似川西，地广人稀、海拔高、天空蓝、天路迢迢，这些地区允许长途徒步、骑自行车旅行。 　　一、旅游学的专业视角 　　严格说来，旅行和旅游不是同一个概念。 　　旅行是旅游的传统起源和终极归宿。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旅游的六要素是吃住行游购娱，并认为这是一个旅游需求递增的六要素，类似于马斯诺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其实不然，现代社会已经严重地将人类异化了，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旅游的六个“层次”。我们不必机械地区分旅行和旅游，如果重过程就去旅行，在此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以此实现对生命的追问和对人生的诠释;如果重结果就去旅游，大部分行程可以提前计划，追求的是舒适与享受。 　　艰苦是旅游的可选内容和独特定位。如果把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定位宜独特不可复制，产品的千篇一律是旅游业的大忌。如果开发过度，人们对某些旅游产品会越来越反感。例如，丽江的过度商业化使得玉龙雪山不再清纯，游丽江不如泡港澳的大赌场;九寨接踵摩肩，那已不再是神奇的天堂，而是人满为患的菜市场。相反，艰苦旅行是旅游的独特定位形式。如果大“香格里拉”完全同质化了，也就失去了“香格里拉”的美誉，亚丁具有艰苦旅行的天然优势和独特意义。 　　二、政治学的文化视角 　　文化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宽泛性和不确定性，政治也是一种文化。 　　宗教礼法文化可以充当各种政治的蔽体外衣。佛、儒、法、道等文化都曾是不同政治小绵羊的牧羊犬，何种政治需要何种文化主要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不一定是人民的自主需求，这些文化也并非某种“文化真实”。例如，儒学可以抽象为三个层面：官家层面的儒学，聪明人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找不到任何的物质证据，士大夫们的闲谈笔记里有着太多的矫揉造作，对此我们已无从得知;民间层面的儒学，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还包括某些人并不完全遵守这些规范;在上述两点之间是学者儒学――学者们留下的文献，两点之间，“尚美”的学者们许是选择了接近民间的那个“黄金分割点”写了出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真实的儒学，只有黄金分割点的美化。藏传佛教里不同活佛、教派之间不分真假，各自阐释，共同联合成藏区特殊的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信任，信仰也是一种信任。信任是一种严肃的想象，纵使西方民主体制里也尚未形成完全意义上的信任。纵观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无论政治是否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政治都不能完全离开信任。文化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多样化的文化并不代表没有了各自的信任。在一个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的社会里，私人之间的封官许愿、表忠心、歃血为盟、拜把子等行为都不是信任，恰恰是政治不信任，这些行为本质上是黑社会组织的表现形式，不是现代政治的有效机制。 　　藏民对佛教的信仰已经处于半信半疑的阶段。非民主政治的运行主要依靠威胁、暴力或蒙蔽，奴隶社会靠暴力维系，宗教社会靠宗教蒙蔽。政治蒙蔽需要双向运行，统治者完全蒙蔽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在统治者眼中完全透明化。蒙蔽就需要完全的黑幕，密不可透，这在现代社会并不容易做到，纵使统治者深居简出也难保任何事情都密不透风。完全透明化一个人不难，百人千人万人也许还不难，但若要十几亿人口都透明化就做不到了。彻底的宗教信仰就是完美的透明化形式，一个彻头彻尾的信徒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监视监听，这就是宗教的“纯洁性”。就藏传佛教来说，大多数人已经处于半信半疑阶段，但他们尚不敢完全不信。例如，佛徒相信“舍利子”，因为舍利子神秘（但我根本就不相信用科学仪器检测不出舍利子的化学成分）。藏传佛教充满着对死亡的威胁，今生活着只为来世“上天堂”，死亡成为每时每刻的心理暗示，“天葬”时家人还可能会受到秃鹫在世俗世界里的羞辱。 　　当一种信仰成为了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有经济实力的大臣们一旦多了，这些经济寡头可能不愿再看什么皇帝的“新装”而希望他型他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有这样的情形。避免经济寡头膨胀的策略主要是“反腐”。至于小孩子们的叫声，也许有人会认真，更大的可能是大臣们，大人们都一本正经，谁也不会泄露出一丝坏笑，还笑骂那些小孩们不懂事。就当前来说，藏传佛教尚未到达皇帝的新装阶段，至少连小孩子都不会乱说。 　　川西艰苦旅行的政治文化应该允许适度提倡。当今社会，体制内的人们保持不“出格”的“庸俗”腐败，只追求不犯有明显的错误，几乎没人愿意辛勤工作，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体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