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上海的工人夜校工作.docVIP

解放前上海的工人夜校工作 作者：佚名 党一向重视在工人及城市劳动人民中进行教育工上海党从建立时起, 即把工人夜校及民众夜校作为对工人及城市劳动人民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和文化教育,以启发他们起来向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通过工人夜校开展工人工作, 曾一度成为很重要的工作方式。日伪统治时期,环境恶化,工人夜校所在无几,连坚持时间最久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的女工夜校,也从抗战初期的八所减为抗战后期的一所。 (一) 抗日战争胜利,随着上海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广大群众对政治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增多,党除了通过各种斗争和民主报章杂志教育群众外, 对工人夜校工作也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 并部署了相当多的力量进行这一工作。当时的工人夜校及民众夜校,大别之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伪上海市教育局管辖之下建立在各区的民众学校;一类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的女工夜校;一类是少数较大工厂自办的厂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装点门面,便于欺骗群众,在伪市教育局内设立了社会教育处，并以俞庆棠为处长。俞在当时社会教育界有些声望, 是个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有一定程度事业心和好名思想的无党派人士。为了做好俞的统战工作, 党派了胡耐秋同志(俞在伪国立社教学院时的学生)担任她的秘书, 并很快取得了她的信任。此外,党还指定唐孝纯同志做俞的工作。因此当时社教处的重大工作,俞事先都要和胡、唐二同志商量之后才做,连录用人员也要胡耐秋同志先行审查和谈话。这就为党开辟工人教育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当时俞除了自己的亲戚朋友之外,用人的方针是:既怕用了进步分子引起国民党对她自己的迫害; 又因有一定的事业心, 也不欢迎国民党的党棍(因为她认为国民党党棍只会吃饭不会做事),但她对过去的学生和亲友的关系则比较信任。党抓住这一特点, 一方面通过胡耐秋和唐孝纯同志掌握用人条件, 使一部分不学无术和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无法打入民校阵地, 一方面又把需派进去的党员用胡、唐的名义介绍到全市民校的中心——市立实验民众学校和各民校去打入负责工作。在这一时期, 民校的数字也有较快的发展。从抗战胜利到一九四六年初,民校已从十余所发展到四十八所, 而其中由党员及党的同情分子打入主任或主要工作的达二十所以上。由于党的正确领导, 这些民校大部分设在工厂区和贫民区, 部分设在郊区, 因而贯彻了面向工农的方针。为以后开辟工厂和地区工作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在俞庆棠任社教处长期间, 还争取实行了民校主任专任制。原来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实行的是愚民政策, 办民众学校本是为了装点门面,做些幌子,并不真想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很怕群众有文化),因此过去的民校都是由一般国民学校兼办, 由国民学校的教师兼课。这样,很多民校,名义上是成人夜校, 实际上是变相的儿童班, 甚至有的民校只挂空名,领干薪,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停办这种民校也非常容易。因此,党要在民校建立起稳固的阵地就比较困难, 实行民校主任专任制后, 不仅民校工作有了专人负责, 工作有了保护, 而且又因民校主任列入了编制, 国民党反动派就不能随意取消或停办。这就使我党取得了通过民校开展工人工作的合法地位和增加了巩固党在民校阵地的有利条件。 当时在民校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这是全市唯一自有校舍(其他民校均系借用普通中小学的校舍)、规模较大的民校。党利用了俞庆棠兼任实验民校校长的有利条件, 使实验民校取得了对全市其他民校的合法的辅导地位。实验民校不仅可以参加各区民校的会议, 而且可以调查了解各民校的情况, 民校主任的全体大会也在实验民校召开。这就大大提高了实验民校的威信, 便利了党掌握全市民校的情况和全体民校工作者的联系与团结。当时, 为了宣传反对内战, 争取和平民主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真相,实验民校出版了街头壁报。每期壁报的原稿都油印分发各民校抄写张贴街头,使宣传效果增加了数十倍。对有些反派分子掌握的学校[ 拖]延不抄写张贴,我们有时还加以催促和批评。 同时党也利用了实验民校自有校舍这一有利条件, 充分发挥了校舍的作用, 校内设有儿童组、妇女少年组、成人组及托儿所等部分。儿童组上午上课, 妇女少年组下午二时至四时上课, 成人组晚上上课。后来在四时半至六时半还开办了十几班由小先生教课的儿童识字班。这样, 从早到晚, 教室都坐满了学生, 使学校容纳了为一般学校四倍以上的学生。实验民校的招生也坚持了以下原则, 即除成人组仅可能招收工人外,其他如儿童组、妇女少年组、儿童识字班及托儿所, 都以招收工人及劳动人民子弟为主。这些措施使得实验民校所联系的群众面大为扩大, 而且把工作建筑在巩固而可靠的基础上, 为以后的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对于这一民校的中心与堡垒非常重视,派进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