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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與地方媒體： 政治修辭、經濟邏輯與文化需求，競而不合？ 馮建三 最近幾年，從政界傳出口號，呼籲民眾重視社區意識與生命共同體的建 設。另一方面，從傳播業界，則有第四台興起於地方，以及重要媒體向中、 南部延伸，設置新聞中心。諸如此類的現象，顯示地方、鄉土、社區等指涉 地理空間的用語，不但表達民眾的文化關懷，它們同時也可以呼應官商的需 求。本文分析政治上統治團體的號召修辭、經濟上商業媒體追求利潤的動力 ，以及公民在文化上認識環境與強化行動能力的要求，三者之間是否一致， 或是存在差距。作者認為，以台灣本身的經驗來看，政治經濟動力仍然掛帥， 文化訴求及其實現，僅屬聊備一格。 前言：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十日，立法院通過兩年度高速鐵路特別預算八百四十億元，行政 院認定高鐵完工以後，必能縮短城鄉距離，從而有利「地方」均衡發展。另一方面，高鐵停靠站的數目，在高鐵政策的拉鋸戰過程，由四站增加至七站、甚至十站(六月二十日新聞)，而這些「地方」服務站土地的價格則高漲數倍。同月稍早(十九日)，行政院長連戰宣佈，國道南橫快速公路將在一九九九年動工，而雖然至六月上旬，大部份報紙輿論質疑這個政策，環保團體也廣肆抨擊，但立法院各黨派反對者少，涉及沿線土地開發的「地方」人士更是對環保團體怒目相向。 交通工具的延伸、深入窮鄉僻壤，是在什麼條件下進行的，決定了它的進步與破壞 成份的比例；與此相同，地方媒體與新聞究竟緣何產生，必須也以同樣問題解剖之。 關於前者，值得分析的重點之一，應該是晚近數年至二十多年，資本流動假(運輸) 科技而投機於土地的幅度，非常之大，台灣如此，美日歐等國家也是這樣，而這個資本流動的規律，是否能夠適用於後者，亦即究竟社區發展(交通工具的改善與地方媒體與新聞的運作均為其中一部份)最近幾年來，是在什麼樣的政治修辭下開展，是不是能夠滿足社區之培育民主參與的能力與責任、增進鄰里鄉誼及重合作的文化需求(Boswell,1990，第三章)，而又遭遇到了什麼樣的經濟邏輯之考驗，便是本篇短論的行文主軸。 第一節集中在呈現美英學界及台灣政學界乃至於媒體本身對於社區發展的討論，從中研判社區論述是否已經成為動員民眾的修辭。第二節則討論地方媒體/新聞的運作實況及其經濟邏輯，比較多的篇幅用在介紹及反省台灣的情況。第三節的重點放在檢索地方需求與媒體的可能關聯。最後，本文的反省是，近年來流行以「地方、鄉土、社區」等指涉地理空間的用語，作為論述社會現象或建構民眾認同或動員民眾支持的依據，其實較大成份出於政經驅力，並不符應民主文化的需求。 第一節 社區發展的政治動員修辭 作為動員、號召民眾起而集體行動的力量，地域或種族的訴求效果，迄今經常大於 階級，這也就是國族主義(nationalism)與民粹主義(populism)的聲勢，往往壓過勞工 運動的一個原因(Bottomore, 1980; Canovan,1981)。一方面，「社區」的訴求與地域或種族系出同源，都是起自地理空間，彷彿無分男女老少、貧富均寡與權勢位置的優劣，生活在同一塊地區的人已經夷平其間隙，得到了和諧共處、憂戚與共的基礎。另一方面，至少就英語的語源來說，社區另一個常見的指涉是有別於國家等想像的空間，它強調了地方人士「互動」的可能性較高，由於能夠親自聽聞，因此居民對於社區環境內的權力行使及政治措施的擬定過程，比較能夠知曉而參與、監督(Williams,1983: 76)，因此社區也就隱含了進步意義。 所以，社區的意涵，至少有二，一種掩飾差異，並且以地理空間之相同而遮蓋差異 背後的不平等；一種則側重認知、影響與參與生活環境之改善的可能性。 於是，就在這兩種可能意義之下的曖昧沿革中，社區一詞長期以來就分別受到學界 中不同流派的抨擊或贊揚，近年來更受到政治人物的注意、歡迎與使用。 在一篇題名為自由與社區(Freedom and Community)的扼要文章中，經濟學人 (Economist，1994.12.24:37-40)站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認為社區論者有兩類，一種 是低調社區論者(low communitarian)，他們通常懷舊、帶有鄉愁，對於未來卻存在著 神經質的焦慮反應，他們在看到了類如北愛爾蘭的地域觀或前南斯拉夫的交戰團体之同志愛的排外，卻又束手無策，不能解釋為什麼生活在相同地域的人，有此行動，總之，他們不肯正視個人與社會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