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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中小企业管理体制再造 　　部级中小企业局的设立，对市县乡设立相应机构起示范作用。不过历经磨难的一些企业家已不再那么激动。 　　大陆政经当局正谋划成立部级中小企业管理机构。这则《凤凰周刊》两个月前的独家消息，日前被坐实。如无意外，该新机构，将在9月份召开的1949年以来首次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国家级会议上亮相。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将从政府权力机构上得到代表。 　　二十年政策失航 　　在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眼中，民营企业发展最快、最好的光景在92南巡之后直至2000年以前的七八年间。 　　彼时，国有企业正陷入体制泥潭，遂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与财政萎顿，借此机会，中小企业飞快而野蛮地生长。 　　后来叱咤各类财富排行榜的民间巨富，大多起家于彼时。后来回望往事，成功企业主大多感慨当年市场化的力度，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可以让发展。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深有体会地称，温州商人，相比于政策性风险，并不惧怕投资风险。 　　2002年6月29日，《中小企业促进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并于2003年元旦起开始实施。然而这部旨在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法律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与该法实施同年成立的国资委。 　　国资委的成立，旨在整顿狼藉不堪的国企乱局，但让时人没有想到的是，有了国资委的撑腰力挺，国企央企亦迅速整盘略地，经十年发展逐渐壮大的民营企业在国家力量面前逐渐黯然无光。 　　2005年，距离国资委成立已逾一年多，民营企业逐渐滑入低谷，政府决策者开始意识到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几经工商联与政协委员上书，出台了后来被称为“民营经济宪法”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经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亦称“非公经济36条”），“非公经济36条”对民营经济作出了政策性鼓励，打破了民营企业的行业准入门槛，承诺“非禁即入”。这让当时的民营企业家认为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但春天终究没有来。特别是2007年后，整个世界被包裹入金融危机中。大陆经济政策在危机中，先反应迟钝，后朝令夕改，令中小企业生产、资金周期紊乱。对此，陈俊有深切感触：“2008年上半年，美国已经爆发金融危机，但是国内经济政策却还是没有开始转轨，一连发数个文件还是要求从紧，而到了下半年，进入8、9月份，政策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一个月内再发5、6个文件，要求局面放宽。” 　　等2008年末，大陆开始实行4万亿信贷刺激政策，在之前受到巨大打击的民营中小企业却又被摒之在外。“被告知没有喝酒吃肉的份儿。民营企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陈俊谈及此处，不禁苦笑。 中小企业处于无利润甚至负利润的边缘。 　　2009年9月，“国进民退”达到高潮之际，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中小企业29条”。“29条”甫出时，时任工信部长李毅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期待，认为其中涉及到“民间资本”的条款对比“36条”是一大进步。紧接着三个月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小组成立，小组由张德江挂帅，各相关部委副部长以上级别领导任副组长，旨在加强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政策协调工作。“29条”的出台以及高规格领导小组的成立，在当时给民营中小企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转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亦称“新36条”），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与公共事业领域。但至今的讯息显示，仍鲜有民营企业能够成功进入。 　　为何这些政策难以推行下去？全国工商联研究室研究员黄文夫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部门之间的利益难以弥合，是其深层原因：“国企、央企的娘家并非国资委一个部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是国企的娘家。” 　　一个明显例子是，虽“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开办医院，但现有公立医院基本是卫生部门主办主管，卫生部门并非是超脱的行业监管者，难以一碗水端平。 　　国家层面介入 　　进入2011年，民营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经营局面更是每况愈下。为摸脉民营中小企业经营困局，有关部门展开了密集的调研。工信部率先动作，从3月份开始，有总工程师朱宏任带队，奔波于江浙、广东地区调研，考察东南中小企业生存状况。更具民间色彩的全国工商联则根据年初制订的课题，从另一方向入手，调查经济垄断局面。5月份，全国工商联上书国务院，称今年中小企业困境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 　　进入下半年，政策研究开始了连续动作。7月4日，工信部、统计局、发改委和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其中对至少十六个行业的中小微企业标准进行了细致的划分。 　　7月21日，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表示，按国务院要求，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