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依赖与工具性认同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反思发表版.docVIP

利益依赖与工具性认同：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反思 ——基于四川省蒲村的实证研究 谢伟民1，3 李增元2，3 西藏大学 政法学院，拉萨 850000；2.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山东 日照 276826；3.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430079） 【摘 要】如何理解农民认同与行动逻辑是近年来农村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之一，既有的学术研究重点探讨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区域性差异及认同与行动单位的统一性，但是总体上来看，现有研究仍然不够深入。本文通过对四川蒲村的历史性考察发现，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与村庄历史记忆强度和村庄利益内部依赖程度两个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在现实中，利益一方面可能消减传统认同，另一方面消减的传统认同单位由于利益刺激也可能被激活，但这种被激活的认同单位并非具有价值性意义，而是具有工具性意义，凸显个体选择性认同与行动单位的策略性、游离性和利益倾向性。实际上，利益依赖基础上的工具性价值，是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基本逻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现实场景下，基于利益及历史记忆程度的不同，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它是农民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性手段，同时认同与行动单位并非完全一致。 【关键词】村庄记忆；利益依赖；工具性认同；农民行动与认同单位/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3）03-0036-11 收稿日期：2013－06－07 作者简介：1.谢伟民（1986-），男，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助教，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国家构建与乡村治理；2.李增元（1981-），男，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农村社区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研究”（13CSH03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背景下农村社会组织再造研究”（12YJC810029）。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对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在梁漱溟提出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之后，费孝通就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后进一步提出村落共同体理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2]日本学者清水盛光和平野义太郎也认为中国存在“乡土共同体”。[3]然而，村落也并不能完全涵盖中国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基于人类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费孝通后来就指出，“一直想闯出微观的限制走出农村，逐步扩大我的研究范围和层次”。[4]后来施坚雅、弗里德曼、杜赞奇等学者在此方面做了不少努力。施坚雅通过对成都平原的调查提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认同与行动单元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婚姻圈、社会交往圈，以及“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5]弗里德曼通过在对广东和福建村落的研究认为，“中国南方的‘氏族’与费孝通关于汉人社会的规划不相适合”，[6]宗族成为他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杜赞奇以华北村庄为例，指出施坚雅的市场圈理论无法界定相关其他社会关系，如水利圈和婚姻圈。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将婚姻关系、水利组织、宗族关系、宗教关系、土地租赁关系等通通以“文化”为内涵联结起来，以此界定农民生活的范围和网络体系。弗里德曼、施坚雅等汉学家受地方研究的影响，特别重视地方研究与“汉学”研究的结合，思考区域社会或小地方社会的组织系统存在的独立性。黄宗智认为，基层市场体系理论和村落共同体理论的对立体现了西方形式主义与日本实体主义的取向之争，并进一步认为是华北平原与川西平原、长江三角洲的区域性差异。[7] 在充分借鉴差序格局理论及深入了解中国农村现实社会的基础上，以贺雪峰为代表的一批本土学者从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农民认同与行动理论，即双层认同理论。他指出，家庭是中国人包括中国农民认同和行动的核心，是一个强有力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在家庭之上，还有一个超出家庭的主导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个主导认同与行动单位，是地方性共识的一部分，是相对超越于社会交换而要讲相互责任的共识，这个主导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有助于克服内部的搭便车行为。[8]他强调，农民的认同逻辑与地方性文化和地域生态密切关联，超出家庭的主导认同与行动单位在不同区域农村可能具有很大差异，而正是这个差异构成了自下而上塑造村治区域差异的基本力量之一。同时，他还指出认同与行动的合一性，农民的认同单位决定他们行动的逻辑，而从农民行动的逻辑，又可以推断出他们认同的特征。农民行动逻辑可以依据村治面貌来判断，农民的认同状况也因此有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