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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的重商思想探微 摘 要：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的重商思想是对洋务运动实践的反思，是对“商”进行了重新定位，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薛福成的重商思想经过了萌芽、初步确立到成熟三个阶段，其内容有着独特之处，并形成了反侵略性、商本性、空想性的三大特点，他的重商思想是近代改良派爱国思想的体现和振兴民族经济强烈愿望的反应。其重商思想对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仍具有启迪作用。 关键词：薛福成，重农抑商，洋务运动，重商思想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江苏无锡人。他早年以副贡生身份入曾国藩幕府，以文章和识见崭露头角，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旋又入参北洋戎幕，追随李鸿章办理洋务，以通达“时务”、力主变法称名朝野：1889年，因通晓“洋务”，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 鸦片战争使得“华夷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1]，作为鸦片战争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知识，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由于中西方强烈的对比，时代条件的巨大差异，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比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2]的观点更前进了一大步，对中国社会危机和民族苦难的感受，较之更加深切。目睹了丧权辱国之痛的薛福成，为了挽救祖国的危难，使因贫弱而受欺辱的祖国尽快富强起来，他开始探求西方的富强之术。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有着深远的认识，尤其在经济的重商思想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本文试就他的重商思想作一探讨，刍荛之见，方家正之。 一、薛福成重商思想的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方经济侵略的深入，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纷纷提出向西方学习。受西方重商思潮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的重商思想也逐渐的产生并不断的深化完善，而薛福成的重商思想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 薛福成的重商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形成过程。早期他继承了林、魏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相信“自强新政”可以使国家富强，也曾是船坚炮利方案的积极支持拥护者，但由于清政府的贫穷软弱，外国经济侵略的不断深入，使他认识到仅仅加强军事实力，“寓强于兵”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而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危亡，于是他开始探索新的富强之路。在六十年代，他在曾国藩府任职时，其思想还仅是一般洋务派的典型观点，即求富求强的观点。虽然也要求创办民用企业，但民用企业只是用来辅助军事企业。总而言之，他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仍然局限在坚船利炮的范围之内，只是将林魏的“师夷长技 ”口号付诸实践，并不比同时代人有多少新鲜内容。 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目睹洋货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城乡，造成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和民族经济调零。中国“近日民穷财尽”的现实，促使他不能不对商品这一“重炮”的巨大冲击及后果引起高度的重视。1879年他著《筹洋刍议》中专列《商政》一章，其重商思想已基本成熟。此时，他强调“变法”，“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他既痛惜地看到洋货每年进口逐年递增，每年“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3]，更从中感悟到“以工商为先”正是“西人谋富强”的重要经验。他认识到商品竞争乃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所以地球各国，居近日而竟事通商，亦是有不得已也”，“然则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4]。进而本着“夺外利以润吾民”的宗旨，明确提出振兴中国商务。 如果说，早期薛福成的重商意识尚停留在对洋货造成中国“民穷财尽”的切肤之痛的感性认识之上的话，那么十多年后亲身置于西欧社会，通过数年的实地观测探求，他已对商务的重要意义上升到理性的思考。在1889年他以左副都御史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后，发现欧洲各国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直接熏陶下，他于1890年提出了商“握四民之纲”的观点。三年之后，进一步提出了“工体商用”的工基商纲的观点。由上可知，他的这种重商思想是源于西方，且和中国历史上的重商思想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二、薛福成重商思想的主要内容 1 、批判重农抑商思想，提出“握四民之纲者，商也” 封建政府为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采取“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而这种“以农为本”的传统本末观，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致使中国裹足不前，而西人则发展态势迅猛。针对这种现状，薛福成通过数年出使泰西的实地考察，及结合中国的国情，认识到其中奥秘之一是西人重视商，恃商为命脉，他在日记中曾写到中西对待商的态度：“富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造国、开物、成务之命脉”[5]。 他探求到这一现状后，更加深入地由表及里的申述了“讲求商务”的极端重要意义。提出了“握四民之纲者，商也”[6]的新思路。这一新言论对“士农工商”的价值观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