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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稳定状态到增长的极限 –––– 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研究的历史演变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常被看作是解决贫困的手段。但是，经济增长受到资源基础的限制，生态系统也正呈现出脆弱的迹象，这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在不破坏作为最终基础的自然系统的前提下，经济系统能否持续增长。 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从查阅的文献来看，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到19世纪前半期。在那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就曾有过较为明确的论述。此后，随着工业化国家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以及治理 实践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之后，研究活动更是空前活跃。 一、古典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 古典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18世纪到19世纪（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指从18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出现前的一种经济学流派），欧洲经济正处于工业革命兴起以及农业生产率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决定了生活水平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在古典经济学以前，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商业利润，或者更准确地说国际贸易利润是一个国家获取货币进而增加财富的来源。对重商主义的错误提出反对观点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他宣称，农业生产为社会财富的来源。此后，重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魁奈又以“纯产品”学说从理论上论证这个观点。并进一步认为，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本身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物质，并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农产物的增长是物质创造的表现，而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减去补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工人和农业资本家生活资料后的余额就是物质财富数量增加的表现。因此，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重农主义的这一观点实质上是把自然资源看作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因素，而土地又是自然资源的最主要的构成。[1]（在古典经济学中，土地常被用来指总的自然资源）。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Ａdam Smith,　1723-1790）继承了重农主义者关于自然资源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性因素这一观点。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一书中，斯密预言，只要有合适的市场规模和一定量的资本积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就能自行持续下去。随着运输和通讯技术的改进，又可开辟新的市场和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增长的势头。但斯密同时指出经济增长不会无限地进行下去，最后，会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而告停止。因为，斯密认为，一个国家一旦将它的土壤、天时和地理位置的潜力充分利用以后，就无法再前进了，但也不会倒退，不过这时工资和利润都可能是非常的低。[2]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从人口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预测。在《人口理论》（1798）一书中，马尔萨斯认为，在土地的供给数量受到限制，而农业上又存在报酬递减规律的条件下，相对于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存在着一种使人类的生活下降到只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的长期趋势。这一趋势可能表现为，在维持生计的最低收入水平上，只能容许人口的再生产维持一个不变的水平。[3]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把上述斯密和马尔萨斯描述的人类社会的未来趋势命名为经济的稳定状态（Stationary state），并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与税赋原理》（1817）一书中进行了具体论述。与马尔萨斯不同的是，李嘉图认为农业能够通过扩大内含（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进行更加集约化的耕作）或外延（开垦更多的荒地用于农业生产）的方法来增大产出，显然，这种构想代替了不变土地供给的假定。同时他认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土地投入的报酬都是递减的，在这一规律作用下，粮食价格将会上涨，优等土地的地租会增加，从而使地主占有这些土地生产物的更大份额，缩小了资本家和工人所占份额。当地租继续上涨到边际土地的产量只够支付所雇用的工人的生存工资时，利润等于零，资本家毫无所获，从而整个经济情况变成一种稳定状态。[4] 做为古典经济学终结者，约翰?斯库尔特?穆勒（S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其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注意到了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和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在他的著作中（穆勒第IV卷1857）指出，由于技术上革新，农业生产率飞速增长，从而使土地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减弱。并认为，农业的报酬递减规律虽然依然存在，但技术进步已使这一规律的影响力在下降。他列举了英国的情况，在当时的英国，人均产出显然在增加，而不是下降。在注意到技术进步对人类作用的同时，穆勒并没有对人类社会未来表现出盲目的乐观。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