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谈中国文化中的惰性与自大.docVIP

谈中国文化中的惰性与自大 刘蕾 《蒋梦麟自传》我通读了两遍，爱不释手。这本书写的很有意思，充满着哲学内涵和人生趣味，深入浅出而又不乏机智幽默，文笔淡然雅致、清新自然。作者自称这本书“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字里行间，我确实感受到了浩浩汤汤的时间洪流、奔腾澎湃的历史潮声。 本书读罢，感受颇多，限于篇幅所囿，只能择其一二。蒋先生自身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很有造诣，对中国文化中的特征（如：包容性、实用主义、道德至上等）总结得也甚是精准。 蒋先生在书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理知识活动的界限。他们深爱他们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文化中的懒惰、安于现状。受他的启发，我也想谈一下中国文化中的惰性与自大。 先谈中国文化中的惰性。 我认为，中国文化中的惰性既来源于中国人墨守旧章，拘牵浮议；也来自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稳固，积重难返。 我们始终留恋着陈规旧习，终日沉浸于章句小楷，即使面对着文明的滚滚浪潮，中国人仍抱残守缺，抓着孔孟之道不放，唯恐远离伦理道德的范围—— “（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福泽谕吉就曾经讽刺我们说，中国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进取之道，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中，为了避免传染，硬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进而，他主张，对待中国，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固步自封而导致的落后并不能博得同情。由于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惰性力量，即使是西化也多流于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暂时做出应对，而危险一旦过去就依然故我。 鲁迅先生就曾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形容中国社会结构之庞大，顽固势力之险恶，改革推进之难。确实，在中国，改革实属不易，伤筋动骨，而一旦触及中枢神经就更是难上加难。近代化本身就是漫漫长途，中国走得尤为步履维艰。在洋务运动时，士大夫阶层就百般阻挠，指责这是“习为机巧”，并警告说：“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 决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到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提出“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更是被斥为“乱纲纪，毁伦常”；历史的洪流滚滚而过，“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保满洲朝基础永远确固，清政府也曾提出过“预备立宪”，然而，所谓的“立宪”仍是做表面文章，并没有触及到封建制度的根本，曾经盛行一时的“新政”最终草草结束，搞得虎头蛇尾。 再来谈中国文化中的自大。 中国文化中的自大则是受儒家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感，才让中国人对被自己鄙为蛮夷的外部世界充满着憎恶和冷漠，对外来事物普遍排斥。比如，倭仁对西方文明就一脸的不屑一顾：“今求之一艺之末……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把目光狭隘地拘于国内，固守着自己的“祖宗之法”，乐享着“泱泱五千年文明”。所以，即使中国明明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被“蛮夷”征服，人们听到的也都只是些“中国打了打胜仗了！”这类“喜讯”，想想真是可怜亦复可笑。蒋梦麟先生在书中就曾写道，他在一组画片中就曾见识过中国纸上的胜仗——甲午中日战争。 我们始终不舍抛弃先人创造的灿烂文明，认为弃之可惜。就算资本主义文明一片欣欣向荣，我们仍安贫乐道，更愿保持着旧日的老态龙钟。就算昔日里街衢纵横，楼阁相望的北京城今日已沦为“街巷逼仄，道途湫隘，旱干则尘嚣，阴雨则泥泞”的惨淡景象，我们依旧为它千年古都的辉煌历史而津津乐道。 讽刺的是，此时，站在文明巅峰，经济、文化都远远领先于我们的美国却对我们的文明充满着热情。作为共和党人创始人之一的蒲安臣曾在波士顿说过：“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敬老；学习他们的清醒；学习他们谦谦君子的仪态；学习他们的学者风范；我们应该从他们那里学会如何养鱼；学习如何了解农作物习性，气候的冷热变化和农作物生长的关系，如何灌溉，如何施肥。”西方文化的理性、谦逊、学习精神可见一斑。我不禁要感叹：怪不得他们会进步神速，并能远远把我们落在后面！ 这种文化上的自大极易发展成为自卑。李鸿章就曾斥责过保守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自大）；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自卑）”。在新文化运动中，曾经自诩为“天朝上国”“文明开化之地”的中国转而对古代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儒家文化造成了难以修复的伤害。关键是如何在这两种感情中权衡，觅得中庸。 蒋先生曾发出过这样美好的期许：“以中国文化同化能力之强，她必定能慢慢地吸收西方在科学上的贡献；以中国天然资源之富，人民智慧之高，科学的发展将使他前途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