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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看“富士康”现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所下的定义是：由雇佣劳动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通过价值增殖过程而产生出来的。资本的生产过程是获取剩余价值的过程。资本家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相对剩余价值则是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工人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即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工人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和剩余价值，即价值增殖过程。从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可以看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它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马克思创造性地将“劳动”与“劳动力”区分开来，进而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是“自由的劳动者”，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涵义，一是“人身自由”，二是“自由得一无所有”正是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货币才真正转化成为资本，货币所有者才成为资本家。由此可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正是因为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创造新价值的特殊属性，从而形成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剩余价值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对富士康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直至现在，富士康公司已发生了16起职工自杀事件身亡，仅今年3月底至4月初，富士康连续6名员工跳楼。富士康“连环跳”事件被媒体报道之后,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也引起了各种猜测和议论.人们纷纷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富士康连环跳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要探究这一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就要了解“富士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员工内部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不可化解的矛盾以致多人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方式过早结束了生命。富士康在我国台湾被称为鸿海集团，1988年投资祖国大陆，是专业生产6C产品及半导体设备的高新科技集团(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商)。但即便如此，员工的收入居然还只能无限接近最低收入线。这与它的企业定位有关，富士康为国际很多知名电子品牌生产产品，但它从来没有自己的品牌，产品出厂后，被贴上惠普、苹果等著名品牌后，高价卖出，而富士康没有自己的品牌价值，它所能做的只是榨取自己工厂工人的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因为后者也是以工作日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上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富士康处于生产过程的最低端，利润低，只能通过降低成本和提供工人工作时间来提高利润。富士康员工与老板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雇佣劳动就是无产者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并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亦称工资劳动。所以资本家根据工人的劳动特点以提高劳动强度和长度来达到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富士康员工跳楼的原因，主要是员工们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待遇不能相适应，也就是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现有的工资水平。不仅如此，“富士康”内部的管理规则也不同于一般企业，它实行所谓的军事化管理模式，在富士康的管理中很强调服从。2002出身的郭台铭是富士康的CEO，其管理理念带有深深的军队烙印，他认为：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领袖应该带着霸气；独裁为公，长官第一；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这虽然能够最大限度的拥有高效的执行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但也同时拥有更大的消极作用：管理层与员工之间、员工内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强调员工整体的共性，压抑个人的个性，缺乏人文关怀；企业缺乏民主气氛，员工想法难以引起高层注意；高压管束将加剧员工的心理负担，并且极易引起反弹情绪。员工不仅在经济上要受工资过低、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的剥削，还要在精神上受绝对服从观念的压制。富士康的员工以青年为主来进行超负荷的工作，殊不知青年员工对工作的要求并不仅限于工资的数额，更多的还很在乎个人尊严与价值的体现。在这样的公司中，日以继夜重复同样的工作很容易产生厌烦焦虑等不良情绪。在肉体与思想上的双重压迫下，一般工人会很快接近崩溃的边缘，此外还有包括家庭、生活、转业、购房、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样的压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所以很多人在无奈之下都选择了逃避，自杀行为也就酝酿出来。富士康的生产模式符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即从生产结果来看，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从人类的本质看，劳动者同他的人类本质相异化；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同人相异化。富士康中工人的劳动并非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带有强制性的劳动，是通过某种手段而满足公司的利益要求。劳动所得并不属于员工自己，这样的劳动也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为别人白白做了劳力，劳动不属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