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辨骚参考资料.docVIP

摘要：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篇是对“骚”进行批评的一篇专著，除充分肯定屈原的价值和地位外，还阐释了自己对文学审美本质和创作规律发展的看法，提出“四同”、“四异”说，归正以往文人对楚辞有失公允的偏见，明确“骚体”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文之枢纽、“四同”、“四异” 一、《文心雕龙·辨骚》篇概述及其“文之枢纽”的地位 《文心雕龙·辨骚》是对屈原的《离骚》及其所代表的楚辞作品进行批评的一篇专著，文中作者认为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做出辨析评判的标准，提出著名的“四同”、“四异”说，影响深远，我们后世学者需要思考的就是刘勰对于《离骚》到底是持一种怎样的态度，通过《辨骚》这一篇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文艺创作见解。 《文心雕龙》是南朝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501～502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理论体系的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采道家，又结合当时的齐梁文学创作实践，阐述了语言文学发展的审美本质和创作规律。 《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辨骚》这五篇是刘勰创作的核心，刘勰在《序志》篇中指出“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作者试图通过这五篇的阐述来确定文学创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前三篇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作者传达的信息，写诗作文应该合乎天地万物亘古不变的道义，应该向古代的先贤圣人学习，还应该尊崇儒家的经典著作，但对于后两篇是否应该被列入“文学总体论”之列，历来是争论不休，特别是《辨骚》篇，“骚”是一种文体，是战国时期楚辞的代表形式，因此这篇应该与后面的《明诗》篇一并归为“文体论”一类，刘勰却将其作为总领全书的篇章有何意义，学者们众说纷纭。梁绳袆先生的《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中，把《文心雕龙》前四篇归为“文学本源论”，而将《辨骚》以下的二十一篇归为“文章流别论”，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中也是这样区分的。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中认为“五篇之中，前三篇提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两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箴辨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而五篇义脉，仍相流贯”指出《辨骚》篇存在的意义在于“破他”，从批判辞赋过于奢侈浮诡来从反面论证宗经征圣的必要性。但若结合着五篇整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论述过程中是经历了一个从道到经再到文的关系，也就是孔子所讲的从“质”到“文”的关系，因此《辨骚》篇可以看作是在“道论”、“经论”之后的“文论”，就是在思考用词、文采、艺术手法这种“文”方面的内容在文章写作中的作用，不管在何种文化或是社会背景下，这方面的讨论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讲究文章形式美的齐梁时代，因此作为文章创作的必要因素“文”这一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将《辨骚》篇作为总体论的最后一篇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辨骚》篇具体内容分析及汉人对其的不同态度 《辨骚》篇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离骚》的历史地位，把它摆在《诗经》和汉赋之间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来看待。之后，列举了汉代文人对于《离骚》的不同态度。“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受汉武帝命作《离骚传》，认为《离骚》是兼采《国风》和《小雅》的长处，笔者认为这是汉武帝在为汉初文人树立做官和为文的典范，屈原那种至死方休的爱国情操和他文中的美刺劝谏精神是统治者进行思想文化控制所必需的。司马迁在人格品质上也对屈原大加赞扬，“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与其自身经历是有关的。但经学家班固却不这样认为，“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班固认为屈原受小人谗害投江而死，不是儒家经典的大义，他应采取“明哲保身”的方法，还指出屈原作品中有些篇目与经书是背道而驰的，但对于楚辞文采方面的成就是肯定的。很明显班固是在经学家的角度上对《离骚》进行评判的，“依经立论”。后来的王逸持不同的观点：“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虽然王逸是充分肯定《离骚》的，但他评判的标准也是与儒家经典相比较，只是与班固的“非经义所载”不同，他在分析楚辞与经义相通的地方。 纵观整个汉代社会文人对于楚辞的态度，大多是从是否符合经义的角度来看的。但对于这些论断，刘勰认为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他主张对某种观点进行分析评判不能妄加褒贬，应该深入作品本身，了解其本质核心的内容，做到“将核其论，必征言焉”。 三、“诗教”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