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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农商社会，是我对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一种近似概括。农商社会的前身，无疑是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当然应是现代工商社会。亦即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宋以降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就处在农商社会这个阶段之中。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商品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这又是在农村基本的生产方式（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于是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世相来。这种商业氛围比较浓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形，尤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本文所论即以该地区即狭义江南为重点。绪论：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同质性考察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国际历史学界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史学和其他各门类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如果说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中叶开创了综合性区域研究的风气，那么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amSkinner）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则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具体实践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施坚雅认为，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行不通的，应该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作分别研究，方能接近历史真相。他在1985年就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时发表的《中国历史的结构》之演说中，秉承其区域史研究的理念，指出中国各大区域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周期，历史盛衰变化的“长波”在各大区域之间经常是不同步的，例如“东南沿海和华北区域的发展，就毫无同步性可言”。①华北和东南沿海这两个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在中唐以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致有人认为“黄河中游区域大约从中唐后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年间，大致可以说是已趋停滞，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经济也趋于停滞。”[1]（11）此话说得多少有些绝对，如将“停滞”一词换成“发展速率趋缓”，此说大致可以成立。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要揭示这两个区域发展速率发生差异的各自不同原因。在我看来，除了黄河流域垦殖过度、生态恶化这个原因之外，中唐以后黄河流域发展速率趋缓的原因主要是止步于商品经济，即仍局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中；而南方即长江流域在人口日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则因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加快了自身的发展速率。清中叶以后，江南发展速率趋缓的主要原因则是止步于工业企业的兴起。其实学术界许多前辈对江南和华北两大区域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一点均有察觉，并从不同角度揭橥其肇因，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用力为多。桑原骘藏早在1925年就发表了长篇论文《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2]（387-480） 随后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其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3]加藤繁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4] 宫崎市定的《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5]等论著分别从人口南移的进程、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商业化倾向，以及科举精英的流动和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展示了华北与江南两大区域之间的种种差别。l988年出版的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6]则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区域史研究名作。此书将施坚雅的静态市镇网络模型发展为动态生态模型，对宁波港及其腹地的贸易和生态环境做了具体生动的复原描述。斯波义信认为：“8—13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6]（65-66）也就是说，宋以降江南社会带有更多的“都市化文明”之特征，而且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是其与此前的汉唐社会和同时代的华北社会形成差异的主要表现；而宋代社会、特别是江南区域之所以显现出更多的“都市化文明”特征，则是由宋代江南社会经济变革，特别是农业变革、交通变革、商业变革等一系列变革促成的。中国学者当然也做了不少工作。早在20世纪40一50年代，张家驹就着力研究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其成果以《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7]一书面世。台湾学者刘石吉连续发表长篇论文，讨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问题，后结集成《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8]出版。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其时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江南地区的近代化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他说：“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地区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及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的‘近代化’（不是‘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