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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像时代文艺学教学模式的几点思考 　　一、视觉文化语境中的文艺学学科现状 　　文艺学这一学科建制是从西方过来的，其本义为研究文学的学科，即文学学，但是翻译为中文却为文艺学，从文学学到文艺学的改变不仅考虑到翻译上的顺畅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艺术不分家这一传统的潜在接续，大量的文艺学方面的著作也比较注重艺术感性的传统，这使得文艺学学科不仅关注文学理论，而且对一般的艺术理论也比较有亲和性。虽然如此，但文艺学学科本身毕竟以抽象的理论教学为主，重在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辨能力，而且文艺学学科归属于中文专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文艺学学科具有重理性、轻感性，重文字、轻图像的特征。“由于学科建立之初的学理化不足――如把文学理论与艺术学理论合称为文艺学，但是学科的实践又围绕文学理论展开，所以尽管当下文艺学学科的工具论色彩有所弱化，但以文学为中心的倾向并没有改观。”[1] 　　这一点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在当时，文学的边界是明确的、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边界是明确的，人们的感知经验、对人生与世界的深入理解，或者说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更多的是依赖于文字、文学，特别是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在这样一种边界明确的语境中，文艺学的学科归属性问题是不存在的，教师与学生都有着共同的文学经验背景，文艺学的教学也能达到其应有的效果。但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各种新媒体技术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不但我们生活世界的整个图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由电影、电视、电脑游戏、动漫、博客等构成的新的环境中，文学的存在形式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有关文学的图像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有关视觉文化转向的学术探讨已经成为一个文艺学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话题。文艺学的学科所关注的核心内容乃至于学科边界都在逐渐发生改变，仅就文学理论而言，文学概念就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而且必须将“现代传媒”这样一种新的要素考虑进来[2]。希利斯?米勒指出，“某一民族国家的公民，学习使之成为好公民的理想、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判断方式，印刷文学曾是其中一种主要途径。现在，在全世界，不论好坏，越来越多扮演这一角色的，变成了广播、电影、电视、录像带、DVD、互联网。”[3] 　　二、视觉文化语境中文艺学教学滞后的表现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当代的文艺学教学并未能实现依据变动的文艺现象做出及时的调整，比如：既有的文艺学教学注重纯理论的探讨，忽略了将理论与具体的文艺现象、视觉文化的有机结合，使得理论本身一方面过于艰涩，另一方面缺少与视觉文化语境的关联，当下性不够；文艺学教学者与文艺学学生在年龄、文化背景及认知模式上往往存在着代际差异，文艺学教学者的经验更多地建立在文字阅读的基础上，而文艺学学生则更多的是读图一代，文艺学教学往往对这种代际差异考虑不够，从而难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既有的文艺学教学注重经典理论传授，忽视当下通俗文化现象阐释。 　　那样一种有关文艺学的传统的、狭隘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解模式不仅影响到在新时代对文艺学的正确的学科定位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文艺学教学模式的滞后与断裂。这种滞后与断裂体现在这样相互关联的层面： 　　首先是教学内容方面，这又典型地表现在教材内容层面。从现在各个高校使用的文艺学学科教材来看，虽然情况可能千差万别，但从使用得比较多的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叶朗的《美学原理》等教材来看，虽然有部分内容涉及了20世纪以来文艺现象所发生的改变，但是整体上仍然注重经典理论本身的阐释，从整体上看缺少对视觉文化语境的一种敏感。 　　有学者指出，在这样一种视觉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没能及时应对文学状况的新的现实，仍然依赖于传统的“纯文学”的理论评判尺度，而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核心命题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当我们的文学现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时，我们的文学理论却反应迟钝，没有做出应有的及时回应，因此显得滞后，变成了一种‘不及物’的理论。”对于这种状况，他提出来“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这样一种应对方案[4]。文艺学学科的教科书普遍无视或无力应对当代文化视觉转向的事实，无视新的文学、艺术经验的涌现，仍然延续着上个世纪那样一种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活动中的文本为中心的教材编写模式，将“文学”的概念抽象化、本质化。并过于注重抽象理论本身的阐发，忽视理论背后实际的感性经验的传达。 　　其次是教学方法层面。文艺学学科素来强调对学生理论感与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但在教学方法上长期以来注重纯粹的对经典文本、经典理论的口头阐述，围绕核心概念、经典命题、重要理论流派、思潮等等而展开。注重理论学习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并且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即教师通过理论的武装而获得强大的话语权以及对文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