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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出版发行，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书中，作者用翔实数据和生动事例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是第一本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学著作。文/托马斯·皮凯蒂一 资本收入比的长期变化趋势为什么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回到了历史高点，为什么欧洲的该比率结构性地高于美国的水平？是哪些神秘力量导致一个社会的资本收入比应该是6-7倍，而非3-4倍？资本收入比是否存在均衡水平，均衡水平又是如何决定的？这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何种影响？资本收入比同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所占的份额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为解答这些问题，我首先要介绍一条动态资本定律，通过该定律把一个经济体中的资本收入比同储蓄率及增长率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从长期来看，资本收入比β与储蓄率s及增长率g有着如下公式所描述的简单明了的关系：β=s/g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以下简称“第二定律”）的公式反映了一个浅显但重要的事实：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将在长期中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相对于收入而言），而巨额资本反过来会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换言之：在增长接近停滞的社会里，过去积累的财富将不可避免地获得超出与其实际重要性相匹配的地位。这里的基本观点是，长期来看竞争率的较小变动可能会给资本收入比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例如，假设储蓄率为12%，如果增长率从每年2%降至1.5%，则长期的资本收入比将从国民收入的6倍提高至8倍（β=s/g）。假如增长率降至1%，则资本收入比将达到12倍，是增长率为2%的社会的2倍。从一个方面看这是好事，资本对所有人都有潜在价值，只要加以恰当的组织协调，任何人都可能从资本中受益。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意味着资本的所有者（在既定的财富分配框架下）有可能控制更大比重的经济资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击都是不可小觑的。反过来，如果增长率提高到3%，那么资本收入比将降至4倍；假设储蓄率也同时下降至9%，那么长期的资本收入比将降至3倍。这条定律能更好地解释资本收入比在历史上的演变，特别是能够解答为什么资本收入比在经历1914-1945年的多次冲击以及20世纪后半叶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后，到今天又回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这条定律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结构性原因使得欧洲倾向于比美国积累更多的资本，而且只要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高于欧洲（尽管可能不会永远如此），这种趋势就将继续下去。第一，这是一条渐进式定律，也就是说只有在长期才有效，如果某个国家永远把s比例的收入用于储蓄，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g，那么其资本收入比将越来越接近于β=s/g，并稳定在那个水平。但这并不会在一天之内实现的，如果某个国家只是在几年之内维持s水平的储蓄率，并不足以实现β=s/g所对应的资本收入比水平。其次，只有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人类可以积累的资本形式上，第二定律才能成立。如果某个国家的国民资本中有相当部分是纯粹的自然资源（例如，当这些资源的价值与人类的进步和过去的投资无关），那么即使没有储蓄的任何帮助，β依旧能达到很高水平。最后，只有当资产价格的变化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大体相同时，第二定律才成立。如果房地产或股票价格涨速快于其他价格，那么即使没有任何新增储蓄，β（国民资本的市场价值与国民收入年流量之比）也能达到很高水平。在短期内，相对的资产价格（指资产价格相对于消费品价格）的变化（资本利得或损失）经常会大于资产数量变化造成的影响（即新增储蓄的效应）。但如果我们假设，相对价格变化在长期内保持平衡，那么第二定律就必然成立，与某个国家为什么选择那样的储蓄水平无关。这一点有必要再做强调，即第二定律（β=s/g）与某个特定国家的居民或政府积累财富的原因完全无关。在现实中，人们会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去积累资本：例如为增加未来的消费，或者避免退休以后的消费水平下降，或者为子孙后代积蓄和保持财富，或是为争取财富可以带来的权力、安全或威望。通常来说，所有这些动机可能同时存在，但其影响程度大小根据个人、国别和年龄的不同而不同。很多时候，一个人身上有多种动机，而人们自己却未必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在本书第三卷中，我将深入讨论这些不同的财富积累动机和机制对不平等状况、财富分配和继承对于不平等状况的重要作用的影响，以及对于财富分配差距的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解释等。但在这里，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资本收入比的动态规律，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至少在初级阶段可以独立于财富如何分配的课题。总结一下，我想着重指出的是，第二定律对所有的情况都适用，与一个国家的储蓄率由于何种原因形成无关。这只是因为，一个储蓄率为s，增长率为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