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与公共知识空间的重建(梅新林 葛永海).doc

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与公共知识空间的重建（梅新林 葛永海） 基于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学者以个体阅读取代大众阅读的文化传播现象，本文率先提出“经典代读”这一核心概念。“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受众出于对文化的渴求，被动地接受学者对经典的解读，导致自主阅读的角色缺位；媒体受商业利益驱动，以至于文化策略运用失当，文化角色定位偏移，因而出现角色越位；学者受制于大众媒体的强势导控与“受众为王”的商业逻辑，由文化理想的导航者蜕变为大众趣味的迎合者，导致角色错位。面对以上缺失，相应的对策是：聚合大学、公共图书馆、媒体等诸多社会公共资源，一同促使由媒体主导的经典“代读”向公众自身主导的“自读”转变，以此重建公共知识空间。　　关键词 经典“代读” 文化缺失 公共知识空间 重建　　　　作者梅新林，1958年生，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金华 321004）；葛永海，1975年生，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金华 321004）。　　　　 2004年9月，开播8年、几度改版的央视《读书时间》栏目黯然谢幕。而在同一年，与央视科技频道同时诞生于2001年7月的《百家讲坛》却已走出低谷，人气飙升，高潮迭起。据统计，该栏目的最高收视率达0.57%，意味着当时竟有570多万普通观众在同时收看这一栏目。此后，《百家讲坛》一直保持着令人惊叹的高收视率，一批学者经过媒体精心包装，以文化经典解读者的身份，在电视荧屏上频频亮相，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他们的著作也一路畅销，接连创下了版权拍卖的惊人纪录。其中，易中天和于丹堪称这些快速成名的“学术明星”中的“双子星座”。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人们对文化经典、学者群体、传播媒体的固有观念发生了重大乃至根本性的改变。或许，这正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经典解读时代的到来。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日益引起传媒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和论争，但尚缺少宏观的文化审视和深刻的理性思考。本文提出“经典代读”这一核心概念，然后从大众的文化渴求与角色缺位、媒介的文化策略与角色越位、学者的文化使命与角色错位三个层面展开系统论述，最后归结于从“代读”到“自读”——公共知识空间的重建。　　　　一、何谓“经典代读”：缘起与走向　　　　经典是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传承的精神源泉，而经典阅读则是传承与激活民族文化精神的关键环节，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理解经典，进尔重释并重建经典。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经典阅读主要限于少数学者，并通过相对固定的教育场所得以薪火传递。然而到了当今大众传媒时代，则可以借助大众媒体的多元途径与巨大影响，将经典阅读由学者个体阅读推向大众广泛参与的公共阅读。在此过程中，本有两种选择：一是由学者个体阅读引导大众阅读；二是由学者个体阅读取代大众阅读。从当前选择结果来看，显然以后者更受欢迎。当一些学者走出书斋、走向荧屏，向电视机前的大众群体广泛传播其经典阅读心得与体会，受众群体则藉此获得对经典的认知和理解，那么，这些学者即以学术权威的身份，担当起了经典“代读”者的角色。这正标志着传统的经典阅读与传授方式的重大变化：一是在对象上，由知识阶层转向大众群体；二是在空间上，由教育场所转向媒体空间；三是在方式上，由讲—读互动转向单向传授。学者、媒体与大众群体三向合力及其所引发的巨大社会效应，即意味着一个新的经典传播时代——经典“代读”时代的到来。　　经典“代读”热的兴起，是大众传媒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是大众传媒与学者群体携手合作、一同满足大众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产物。在人类文化传播从口授时代、印刷时代迈入电子时代之时，经典“代读”既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与阶段，同时又综合了三个传播时代的各自优势。经典“代读”主要利用电视媒体的强势效应得以广泛、迅速传播于大众群体，这是电子传播时代的最大优势所在，但学者在电视荧屏上的经典讲读，显然与口授时代的传播方式一脉相承，是口授时代传播方式的现代“改版”，然后再将经典讲读内容付梓出版，并借助电视媒体的广泛传播行销天下，因而再次激活了印刷时代的传播能量。以上三者之所以在经典“代读”中融为一体，相互促进，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原因：一是大众媒体的泛生活化。在当今大众传媒时代，媒体无时无处不在，已广泛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化为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知识精英的抗边缘化。面对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与商业逻辑的残酷选择，日益趋于边缘状态的知识精英渴望走出书斋，走向荧屏，重返文化中心舞台，重温昔时“文化英雄”的光荣与梦想；三是经典崇尚的中介化。随着大众群体文化精神追求的高涨，回归传统、崇尚经典，成为新的时代风气，然而由于意识、能力与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大众群体普遍无法自主阅读经典，而不得不求助于大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