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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村土地流转的公平、公开、规范 　　【 人物简介 】 　　党国英，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主要专长是农村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并有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和著述。出版有文集《驻足边缘》《中国农业 农村 农民》（中文版、英文版）、《经济学理性》《农村改革攻坚》等。 　　“关于土地流转的纠纷问题其实一直都有，从上一届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只是当时要出台的政策还没出来，归根结底，我是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思路上的问题。”日前，在《祖国》杂志社记者的采访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室主任党国英说，土地流转已经成为大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改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点，但能否处理好，需要智慧。 　　土地流转的价值和作用 　　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正在稳步扩大，据党国英介绍，目前农村耕地总体流转率已经超过15%，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在50%以上；还有少数地方比例更高，有的县市接近百分之百。土地流转使得一些经营规模大的农户得以产生，提高了农业综合经济效率。大农户比小农户更重视农业投入，经济效率也更高。我们的一些案例表明，土地流转方便了土地整理，可以减少农田道路的面积和田埂占地面积，一些废弃地也容易得到利用，从而有可能使土地利用率提高5%左右。因土地集中所导致的规模化经营还提高了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地位，实现一定程度的减支增收。如果把国土资源部目前持续推行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看做土地流转方面的改革举措，那么，这项政策最终可能使我国节约出数千万亩土地用于耕地面积扩大，同时还可适度增加城市建设用地。 　　土地流转的最大好处是促进我国农业由小规模兼业农业，向适度规模专业化农业方向发展，使全国兴起一大批家庭农场，从而在整体上提高我国农业经济效率。“如果做动态的大略分析的话”，党国英说：“且以我国农户的平均收入接近城市居民平均收入为测算基准，估计在30年或更短一点的时间以后，我国只需要约3千万专业农户。这意味着未来还有1亿多兼业农户要放弃农业，将土地流转到留守农村的专业农户手里。” 　　土地流转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党国英强调，从当前土地流转实践看，有几个值得被关注的重点问题。 　　第一，产权明晰程度低，增大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影响土地流转效益。农户土地承包权越不稳定，流转越困难； 　　第二，农业规模化经营往往具有多重目标，导致土地经营规模不尽合理。有的城市资本到农村圈地是为了土地投机，或为了套取政府补贴，还有的是为了建立本系统的“食品基地”，所有这些目标，都可能背离土地经营“适度规模”的要求。 　　第三，规模化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复杂，总体上还不完全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从国际经验看，自然人身份的家庭农场很适合农业现代化，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趋于向公司化农业集中。 　　第四，国家土地管理政策的某些方面不利于土地合理流转。按现行体制，我国不存在土地的永久使用权，更谈不上使用权买卖，这导致专业农户的大量土地是租用而来，造成租地或变相租地是土地流转的基本形式，给土地的实际耕作者长期投资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国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农地保护制度，给一些商家借助土地流转政策搞土地用途投机开了门路。 　　解决这些问题，党国英认为是需要智慧的。 　　首先，在观念上必须有所改变，虽然集体经济的土地搞了承包制，但这个地还是公地。当这块地需要被征用，仅仅给用户补偿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与其要找一个合理的补偿标准，不如转换思路。要把土地流转看成一种商品经济的交易。农民拥有的承包权，或者农民拥有的宅基地的产权，这相当于是他的财产。如果政府要搞商业性的活动，比如要搞开发区，政府想用某块地，要交易，要谈判，双方满意了才交易，如果对方不满意政府就不能用这块地。如果形成这样公平的态度，市场形成的价格就不是个补偿的问题，而是双方意愿的问题。 　　其次，如果确实有些重大的公共利益问题需要政府解决，而政府需要某一块地，那么的确需要走交易的路。如果交易的路走不通就要征地，因为对方不同意很有可能要强制征地，这时国家就需要有一些程序性的规定，要有非常细致的法律条文。与一些欧美国家细致的土地法律相比，我国现在在土地方面的法律太粗了。对于基本财产权问题，当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时，法律就不能太粗，太粗就意味着不明晰。 　　所以土地流转中出现的纠纷，党国英强调：“一个首先我们态度要转变，把它转换成交易。再一个，围绕这样一个交易，涉及到的双方的权利，我们一定要规定细致。”有理性的态度和细致的规定做为基础，纠纷的解决才会更加合情合理。 　　土地、农民和商业资本要平衡 　　“抽象来说，土地、农民和商业资本，这三者要达到一个最佳利益平衡点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党国英认为只要回到现实当中，类似的问题并不难解决。欧美国家普遍实行了经营性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