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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海军的战略理念磨合 　　继4月29日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进行视频通话，以及5月底海军上将孙建国与美防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寒暄后，6月上中旬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又在美国与阿什顿?卡特会谈，还参观多处美军基地及可能替代“华盛顿号”驻日的“里根号”航母。在美国明年大选的背景下，中美军界高层的会晤，将为之后一年多中美海军的活动画出“红线”。 　　实际上，美中两国已相继发布了指引未来10年海洋战略的纲领性文件。美方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是2007年同名备忘录的修订版，它在延续“确保由海介入能力”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了“前沿”、“参与”、“即时”三个关键词。北京则是在5月26日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提出了“实现近海防御型（海军）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的长期目标。 　　一者“介入”、“前沿”，一者“防御”、“护卫”，表面上反映的是两国海军当前的能力差距，实则体现了两种迥异的海军战略理念。它们之间有冲突也有互补，在磨合中摸索和平共处。 美军新战略提“全域介入” 　　美国海军惯常以备忘录的形式，对其战略目标和用兵思路加以公开。1986年，苏联海军的威胁达到最高潮，美方下决心以“攻势制海”作为回应，意图将苏联舰队封锁、歼灭在海上。但在苏联解体之后，预算高昂的“在海上”（In the Sea）模式被修改为“从海上”（From the Sea），舰队不再试图独立赢得战争，而是作为三军统合战略的载体之一发挥作用。到了2007年的初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海军对其区域重心和全球任务已经有了明确规划：在地区层面，以西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为中心，保护美国的重大利益、挫败潜在的敌对势力和竞争者；在全球层面，部署多个融合有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的特遣任务群，执行包括威慑、防御、合作在内的六项任务。 　　2015年版的《合作战略》延续了华盛顿近1/4个世纪以来的战略目标，它将海军的任务设定为：“前沿部署、前出驻扎的（美国）海军部队应利用全球海洋公域作为机动介质，确保对海外地区的介入自由，防卫在那些地区的关键利益，保护在海外的我国公民，并防止敌人利用海洋本身来反对我们。” 　　应当这样理解美军新战略提“全域介入”（All Domain Access）的逻辑：尽管今日的全球经济已大大不同于17～18世纪“贸易即富源”的模式，但海洋作为经济交往通道的价值依然十分突出。在虚拟空间进行的资本流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于海上运输，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利益遍布五大洲，皆由海洋航线加以联通。是故最大限度地保障海路畅通不止是维系外部威望的基础，而且是一项内政措施―它服务于构成美国经济基础的私人资本。更有甚者，作为全球化浪潮关键基础的普遍航行自由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美国第一”（American Primacy）的副产品。美国以其无与伦比的海军确保了全球海上通道的开放，使各国无须承担海洋安保义务便可使用这一机动介质；相应地，美国也具备了更大的话语权和执行力，去限制其他国家对海洋的军事利用。 　　至于备忘录标题中特别嵌入的3个关键词，它们依旧体现了美国兼顾地区和全球两个层次的用心：“前沿”和“即时”意在预防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出现贸易独占者（意在脱离全球市场）或贸易阻断者（意在直接打击美国经济），并确保在这类情况发生时，能以相应强度的武力施加惩戒。航母战斗群和两栖集群乃是最直接的介入工具，常态化的侦察与监视则意在对假想敌的能力和动机做出评估。“参与”则是要鼓励和带动其他国家加入对全球航行自由的维护，借此呼应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在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华盛顿不仅承诺会继续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6个传统盟友的合作，而且列出了包括印度和越南在内的8个新伙伴，与“再平衡”的布局关系不言而喻。 中国的“远近结合” 　　与美国海洋战略的反复修正相比，解放军海军的战略指导表现得远为审慎和一致。自“近岸防御”路线在1985年被修正为“近海防御”以来，尽管中国海军领导层曾在1997年提出“变近海防御型海军为远洋区域型海军”的目标，但以周边海域为重心的防御性战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2015年版军事战略白皮书依然表示：“（解放军）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 　　所谓“近海防御”，就性质而言可分为两类任务：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岛链以内的海上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中国最富经济活力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二是保障对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且仍在不断延伸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从1990年代中期到当下，中国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其近海防御圈的覆盖范围延伸到了150～200海里（即整个专属经济区），从而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