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及其适用困境[精选].doc

“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及其适用困境( 万志鹏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食品监管渎职罪是“风险刑法”理念的产物。但是，“风险刑法”的理念不宜提倡，它具有侵蚀刑法诸多基本原则的巨大危险。设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既不能弥补刑法漏洞，也无力阻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食品监管渎职罪在主体适用范围、主观心态和因果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立法缺陷，使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 关键词：“风险刑法”；食品安全；食品监管渎职罪 近些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社会各界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408条之后增加一条，作为第408条之一，其内容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4月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简称《罪名补充（五）》），新增加的这一条罪名被确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本文认为，关乎民生的食品安全固然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刑法上新增罪名、扩大犯罪圈以及动辄设置监督过失以及危险犯的做法具有必然合理性。这是一种迎合所谓“风险刑法”理念的做法。然而，所谓“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刑法”，是一种需要相当警惕且深刻反思的理论倾向，在我国现阶段不应提倡。 一 “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的概念都来源于当代西方。1986年，联邦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之路》（Riskogesellschaft：Auf?dem?Weg?in?Eine?Andere?Moderne）一书，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正处于后工业化时代，这是一种不同于古典工业时代的现代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人类在取得巨大工业文明的同时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自我毁灭的风险——风险社会的概念应运而生。其实风险的概念由来已久，然而贝克所谈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不同于传统的风险。贝克提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导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1]19根据贝克的理解，风险社会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对人类进入现代化以来所面临的巨大成功和严峻挑战的描述。风险是孕育于现代化内部并且包含着巨大不可确定、不可预料的全球性后果，或者说，它是人类社会在当下和未来的存在方式。“今天的风险和危险，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即它们的威胁的全球性（人、动物和植物）以及它们的现代起因，与中世纪表面上类似的东西有本质的区别。它们是现代化的风险。它们是工业化的一种大规模产品，而且系统地伴随着它的全球化而加剧。”[1]18因此，所谓后现代化时代的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种种不可预测的危险，如核爆炸、核泄露、生物基因变异、环境污染、不安全食品等，都是风险社会中的典型风险，而这些风险显然是传统社会中不曾面临的。贝克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社会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波及其他学科。人们纷纷热烈讨论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风险”，其中也不乏批评声音，称贝克的说法不过是耸人听闻或者哗众取宠。反对者称，现代社会并未出现贝克所言的前所未有的风险，只不过是人们对风险的意识增强了。[2]39 尽管饱受争议，但事实上贝克所创的“风险社会”理论早已越出国界，越出单一的学科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受到许多人文学科的关注。在刑法学界，德国刑法学者最早做出反应。德国刑法学者把风险社会下的刑法观念称为“安全刑法”或者“危险刑法”。波恩大学的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Urs Kindh?user）教授认为，我们应正视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社会是一个危险社会，而现在的刑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实际安全生活的需要，因而应该随之变动——应该倡导一种“安全刑法”的观念。“在所有容易发生危险的国家、社会领域当中，诸如药品、援助、经济、税收、社会公共福利、环境保护、对外经济、战争武器监管、日用品……等领域里，刑法用来满足安全政策的行为需求，抑制绝对危险犯的发生。”[3]38-39换言之，刑法应在风险社会中与时俱进，适当扩大犯罪圈，并且提前介入到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社会生活领域。德国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乌尔里希·齐白（Ulrich Sieber）教授同样认为，全球风险社会使世界各国刑法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单个国家的刑法无法应对全球风险，因而应当致力于“国际法和超国家法的扩张”，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