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docVIP

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 刘浦江 《契丹国志》是第一部通记辽朝一代之事的纪传体史书，也是目前除元修《辽史》之外最系统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但是关于这部书的来历，却是一个使人们困惑已久的问题。前人曾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书做过一些研究，余嘉锡先生就其作者叶隆礼的事迹进行过考证，冯家昇先生曾探讨过《辽史》与《契丹国志》的关系，此外还有人论述过《契丹国志》的史料价值。然而对此书至关重要的真伪问题，史学界迄今尚未取得共识。本文旨在通过对《契丹国志》一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论证，藉以对此书作者的真伪之争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 一 《契丹国志》一书的来历虽然颇成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却都愿意相信它确是出自叶隆礼之手，而少有人疑其为伪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叶隆礼确有其人。据《至元嘉禾志》卷一五《宋登科题名》，叶隆礼系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历仕建康通判、国子监簿、两浙转运判官兼知临安府，又知绍兴府，[1]其仕履之可考者均不出理宗时期。然而《契丹国志》卷首所载《进书表》，末署“淳熙七年三月日，秘书丞臣叶隆礼上表”，淳祐七年（1247年）上距淳熙七年（1180年）达六十七年之久，淳祐七年进士登第的叶隆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六十七年前任秘书丞，况且《中兴馆阁录》和《续录》亦无叶隆礼任秘书丞的记载。这是《契丹国志》一个最明显的漏洞，也是历来关于《契丹国志》真伪之争的焦点所在。 最早发现《进书表》的这个漏洞并产生怀疑的是清人程晋芳，在他的《勉行堂文集》卷五中有一篇《〈契丹国志〉跋》，谓淳祐七年“距淳熙七年且六十七年，乌有淳祐七年进士转于七十年前献书者乎？或淳祐误作淳熙，然亦无是年成进士即官秘书丞之理。凡此皆有可疑，古书于今往往有难解处，惜不得多本以证之也”。值得注意的是，程晋芳本人虽曾长期参预《四库全书》的编修，但不管是从《四库全书总目》还是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我们都看不出馆臣对《契丹国志》作者的真实性有丝毫的怀疑，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为《契丹国志》撰写提要的人对其《进书表》在时间上的矛盾并无任何察觉。程晋芳的《〈契丹国志〉跋》作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契丹国志》提要不是出自他的手笔，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契丹国志》一书在已经抄入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后，又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奉旨抽出重纂，等到改编本完成并作好提要时，已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2] 而程晋芳就在这一年西游关中，并已客死于巡抚毕沅署中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也曾指出《契丹国志·进书表》中的矛盾（余先生似未见过程晋芳《〈契丹国志〉跋》），因谓此书“疑是后人所伪撰，假隆礼之名以行，犹之《大金国志》托名宇文懋昭耳”。但同时他又怀疑《进书表》所署淳熙七年（1180年）或为咸淳七年（1271年）之误，这表明他对《契丹国志》的真伪问题其实是犹疑未决的。四十年代初，中法汉学研究所编纂的《〈契丹国志〉通检》，在其序言中大胆断言《进书表》所署淳熙七年（1180年）实为淳祐七年（1247年）之误，且谓“前贤论列，皆未及此，故特拈而出之”。[3] 岂不知程晋芳早已有过这种猜测了，况且正如程氏所说，即使淳熙七年为淳祐七年之误，“然亦无是年成进士即官秘书丞之理”。其实，关于“淳熙七年”的种种猜度都是徒劳的，我们今天所见《契丹国志》元刻本，[4] 其《进书表》也正作“淳熙七年”，可见这一纰漏实在是没有斟酌的馀地。 尽管如此，直到今天为止，在辽金史研究者中，相信《契丹国志》确实出自叶隆礼之手的仍大有人在。如前些年李锡厚先生发表的《叶隆礼和〈契丹国志〉》一文，[5] 即认为《契丹国志》本非伪书，伪的只是《进书表》而已，谓《进书表》乃是后人杜撰出来置于叶隆礼《契丹国志》书前的。这种说法意在避开《进书表》中无法弥补的漏洞，但它纯属臆度之辞，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而且在我看来，这种假设即便从情理上来说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又如贾敬颜、林荣贵点校的《契丹国志》，[6] 其点校说明称“《契丹国志》比元代官修的《辽史》约早百年”，这种说法显然也是以肯定叶隆礼为《契丹国志》的作者为前提的。 前此对《契丹国志》的真伪之争，基本上只是着眼于《进书表》的矛盾之处，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实，要分辨一部书的真伪，最能说明问题的应当是此书的内容。从下面指出的《契丹国志》一书中所存在的大量问题，可以看出它绝不会出自叶隆礼之手。 二 对《契丹国志》存在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曾经约略列举过几条，然而书中的种种纰漏却远比《四库提要》所指出的要严重得多。我把《契丹国志》中存在的问题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囿于篇幅，每类问题以举两例为限。 其一是篡改史料。 篡改史料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