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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课如烹小鲜宜昌市教科院李祖贵商朝丞相伊尹曾经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并不是说治理国家像炒小菜一样简单，而是说治理国家要像烹饪一样讲究咸淡适宜，火候得当，我觉得讲一堂好课也像烹饪小鲜一样，需要不急不躁，小火慢炖。所以，我今天讲话的题目就叫《讲好课如烹小鲜》。仅从感性的觉度讲，一堂课讲得好不好，老师们最有发言权，现在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叫“用脚投票”，受这句话启发，我总结了几条最最简单的评价标准，说出来看大家认不认同。第一个层次要坐得下来；第二个层次要觉得有趣；第三个层次要觉得受益。演绎一下，所谓“坐得下来”，就是要符合基本的教学常识和教学规律；所谓“觉得有趣”，就是要体现一定的教学技巧和教学智慧；所谓“觉得受益”，就是要有多维的教学目标和适宜的教学深度。但从理性的角度来评价一节课，仅凭这样几条显然不够，这就像我们吃东西，要想知道它好不好吃其实很容易，但要知道它为什么好吃或不好吃，却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那么，无论是从听课的角度看还是从备课的角度看，一堂好课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无论是功成名就的语文大家，还是初为人师的教坛新秀，往往是既明白又糊涂，说没有标准，但每到竞赛，评比，检查的时候，各种课堂评价标准却又不厌其烦。说有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每当我们真要按这些标准来组织教学的时候，却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正所谓咋听起来，蛮有道理，细究起来，毫无头绪。比如叶澜教授就说：一堂好课，一是有意义的课，即扎实的课；二是有效率的课，即充实的课；三是有生成性的课，即丰实的课；?四是常态下的课，即平实的课；五是有待完善的课，即真实的课。听了这几条，恐怕绝大多数老师依然不知道语文课应该怎么上。问题的结症恐怕不在于应不应该有标准，而在于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过去的所谓课堂评价标准，总是从细节上，方法上，过程上要求太多，而从观念上，整体上，效果上关注太少，从而造就了大量的“匠师”和“看课”。评价一堂课就像阅读一篇文章一样，可以切入的角度非常之多，但怎样才算抓住要害，切中肯綮qǐng。我以为首先还是要弄清“何为语文”和“语文为何”这两个问题。要从学理上廓清这两个问题，需要复杂的引证和推理，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两个词，可以很便捷地帮大家解决语文是什么和语文干什么的问题。一个是“文以载道”，一个是“以文化人”。我们常常说，语文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那么，人文性与工具性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一言以蔽之：文以载道。这里的“文”，既是“语言文字”的意思，也是“语言文章”的意思，还是“语言文学”的意思，更是“语言文化”的意思，但核心是“语言”二字。这里的“道”，其实无法用言语准确定义，如果非要解释的话，可以大致理解为道义、道理、道德、道行等。“文”与“道”，就像“灵”与“肉”，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两个东西，这样理解的好处是便于我们洞悉语文教学的目的，熟悉语文教学的路径，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学，学“文”只是皮相，只是起点，悟“道”才是本质，才是终点。所以说，语文教学的过程就是“以文化人”的过程。所谓“化”，就是以语言为媒介，通过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使人得到转化、教化、同化、变化，或者是影响、熏陶、培育、感染的意思。就是使人从无知到有识，从蒙蔽到清醒，从野蛮到文明，从闭塞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语文课对学生心灵的影响，主要是因“文”而及“心”，人文精神的熏陶，也必须落实到“文”上，这两者应是同一个过程，既没有无“心”之文，也没有无“文”之心。没有语言（言语）训练的语文教育，和没有生命情感体验的语文训练，同样都是一种伪教育或伪圣教育。在具体的语文教学实践中，着意于语言而得益于精神和着意于精神而得益于语言的现象总是呈犬牙交错的状态，理想的教学境界应该是令人常常不知何时是经师，何时是人师？它既不会像理论家们所设想的那么条清理析，也不可能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无所依傍。其实，完整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应该是一种“两性”（工具性、人文性）互动的教育，一种课内外并举的教育，一种精神和语言双赢的教育。具体到《唐雎不辱使命》这篇课文，我们又应该怎样由“文”而及“心”呢？《战国策》是一部非常有名的历史典籍，实际上是一部带有演义性质的故事集锦，作者通过鲜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我们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画卷，尤其是塑造了一系列丰神俊朗，个性鲜明的士人形象，对后世几千年的儒林士风具有深远的影响。不管是邹忌的隐喻类比，还是荆轲的图穷匕见，不管是冯谖的长铗归来，还是苏秦的滔滔雄辩，都不仅反映出了作为说士，勇士，谋士，义士的个性风采，而且无不表现出了天下士人的共性特质，那就是“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安贫乐道的士人气节，贫交王侯的布衣情怀”。所以，我们要真正上好《唐雎不辱使命》，首先必须真正了解“士人”这个群体和“唐雎”这个个体。也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