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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问题探讨 摘要：“北京共识”的提出，表明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改革理念和发展道路的认可。“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和超越。作为处于构建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从理论上说，它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着的创新成果；从实践上看，它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我就此展开讨论，浅论关于中国模式的源起，内涵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的产生 “北京共识”的提出，表明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改革理念和发展道路的认可。“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和超越。作为处于构建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从理论上说，它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着的创新成果；从实践上看，它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 中国模式的基本涵义 对于“中国模式”，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其定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中国模式”是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抽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所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中国模式”怎样定义，而在于“中国模式”有哪些基本内涵。在我看来，这些基本内涵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模式”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的模式 “‘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模式是体制层面的东西，它体现制度的属性。脱离社会主义制度谈“中国模式”是不科学的，“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中国模式”社会主义的成功。我们的各项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与苏东改革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苏东各国按照西方理论家开出的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的药方，从西方经济学的本本出发，根本不考虑是否适合本国的国情，企图通过“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一夜之间向市场经济转变。其结果是：生产持续下降、失业急剧增加、通货膨胀、社会动荡。而“中国模式”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对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而且在改革中，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带动并逐步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体现是两个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随着改革的深化，虽然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在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动摇，公有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力、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都正常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理想，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从邓小平把共同富裕放在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目标追求中，到江泽民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再到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所作的努力。“中国模式”的成功，正是在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中国模式”坚持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二）“中国模式”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 “从释放市场经济活力的自由发展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和谐发展。当前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5】。实践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但不能跨越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前已经病入膏肓：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部门管理机制以及以行政手段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方法，都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绝境。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已经尝试着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但由于在认识上没有超出斯大林时代，改革走走停停，举步维艰。以至于到最后，改革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从根本上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出发点不是针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而是认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定是没有效率的，认为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才能有效率，从而使苏东的改革误入歧途。 （三）“中国模式”是坚持和平发展的模式 和平发展是“中国模式”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中国的发展不走苏联对外扩张、霸权主义的道路，也不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掠夺和殖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控制别国的道路，我们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认可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主张不论大国、小国还是强国、弱国，都应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既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又消解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担